現在回頭去看劉仲敬以前的著作,頗有一種思古幽情,也確實可以感受到劉仲敬是博學強識之人。因為現在劉仲敬的出版品,大都是他影音檔的整理,概念性的內容多,但引經據典少。早期的作品,大概是還有參考資料在身邊,可以大篇大篇的節錄,看到他確實在堆積的案牘中追蹤到一些蛛絲馬跡,雖然常常不見得符合現在學界的觀點,但這純粹是判讀問題,我倒認為這沒有什麼對錯可言。
比如宋慶齡為何全面左轉,他認為跟孫文的婚姻關係是關鍵因素,這點跟張戎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劉仲敬是從宋慶齡的出身與養成判斷,認為原本他所處的社會環境無法容忍這種不光彩的婚姻,所以只好投靠在意識形態上可以接受她的共產主義:「婚姻觀本身就是進步和反動的試金石,共產主義則是進步的最高峰。只有在進步的價值體系內,宋慶齡的婚姻才不會成為問題。」(頁116)雖然這樣的說法無法完美解釋為什麼宋慶齡當蘇聯的打手如此死心塌地,但這個解釋模式至少可以解決何以這樣出身的女性,最後卻選擇投身對己不利的共產體制。張戎則是比較直觀,認為這是維繫她政治地位(「孫夫人」的頭銜)的唯一憑藉,聯俄容共成為她貫徹孫文遺志的唯一出路。總而言之,大方向沒有太大出入,僅僅只是如何詮釋的問題。
由於這是劉仲敬較早時期的作品(臺版初版2016年,但顯然成稿的時間要更早),相較於後來的民國文人篇,他的敘事邏輯仍是以「中國」為主。但我相信這時候他應該已經有諸夏視野,只是可能覺得時機未成熟,不宜驟然用之,但在一些寫作的蛛絲馬跡中,還是可以看到這樣的觀念。比如他寫「蔣介石扭曲的身分,實際上說明粵、滬、湘、贛根本不是同一個共同體,否則蔣介石不可能同時扮演保護者跟破壞者的角色。…外人─征服者只有在外邦才貌似左派,在自己的政治基地總會表現出濃厚的右派色彩。」(頁291)其實正是表示中華民國只是諸夏各國的鬆散聯盟,用現在的說法,就是大粵民國、上海共和國、吳越國跟江淮利亞各自為政的結果。
劉仲敬也藉點評人物的機會,對國民黨人挺共的情況做了解釋。他認為陳立夫在抗戰時期的教育政策,埋下之後共產黨「蕭規曹隨」的發展:
(陳立夫)不惜成本地培養了大批工程技術人員,與大後方貧弱的經濟狀況極不相稱,結果為中共的「兩彈一星」和幾個五年計畫所用,製造了五十年代蘇聯模式經濟建設的神話,…逃亡台灣的國民黨人完全知道「兩彈一星」是他們的野心和遺產,不僅是「抗戰建國」、甚至「新中國」的口號都是他們的盜版,他們不顧自己身為美國盟友的義務,為敵人實現的大國夢叫好,彷彿被逆子逐出家門的老父仍然為自己溺愛和養大的兒子驕傲。這種既可憐又可笑的表現充分證明了國民黨的政治德性,令人不得不佩服上帝裁決的無限公正。」(頁105)
也就是說,國民黨的反共從頭到尾都是假的,國民黨本身就是共產國際的派生物,蔣介石在台灣的反共宣示,也許他自己堅信不移,但他的政治團隊及跟著他一起過來的黨國附庸,基本上都不做如是觀。現在看到國民黨隨著共產黨一搭一唱,並不是他們變了,只是揭開了外表那層虛假的宣傳。劉仲敬以挖苦的口吻稱「像抗戰時期的國民黨這樣從上到下遭到全面滲透的組織,在世界歷史上都是非常罕見的。」而話外之音是,這些滲透進國民黨組織的中共間諜,很大一部分繼續隨著國民黨來台,在蔣介石無法捨棄他們的能力,讓他們擔任情報部門核心單位的情況下,放任他們以大義滅親與構陷忠良的方式,讓台灣的社會菁英在白色恐怖中慘遭剷除。這樣的餘孽迄今不輟,除了我們可以一眼辨明的郁慕明、夏林清、成露茜之流,還有許多以社會運動為遮掩的組織,如今都一一浮出檯面。
而對中共要人,劉仲敬此書中難得的給予確實的評價,雖然可能跟中共的官方論調大相逕庭,但對台灣人來說,因為對中共頭面人物的認識基本上是一片模糊,所以可能就會成為多數讀者首度接觸的觀點。雖然缺少了與官方論調強烈反轉的衝擊,但也不失為理解中共的判斷路徑。他對鄧小平的評價遠低於毛澤東,基本上把所有中共建國後的種種災難都往他身上倒,六四天安門事件「本來是鄧小平所有罪行當中最輕的一次,僅僅因為發生在眾目睽睽之下,又正好趕上了柏林圍牆倒塌的鮮明對照,反而引起了最大的公關效果。」(頁315)而所謂的改革開放,對劉仲敬而言也只是不斷拖延的不定時炸彈:
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發動了最後的掙扎,試圖拋棄計畫經濟的巨大包袱,結果導致政策性放水,銀行跟企業同時陷入糾纏不清的虧空。他在形勢最惡劣的關頭死去,把爛攤子留給江澤民和朱鎔基收拾。…他的全部政策都是為了將洪水推遲到自己死後而設計的。(頁316)
雖然現在的景況,似乎若干符合劉仲敬的看法,但要設想他寫好的時候,中國崩潰論基本上就跟笑話一樣,他還能寫出宛如章家敦一般的觀點,確實有種不計毀譽的灑脫感。而照他的大洪水理論,愈是試圖拖延,反撲的力道將會更加難以招架。中國現在試著將洪水的威力攤派到亞非第三世界國家,這或許可以看成是中國在無計可施之下的自殺鴆毒,究竟是平順度過或是崩毀寸前,還需要時間來驗證真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