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大選結束，各式各樣的分析傾巢而出，我也寫了一篇短短的感想。但連同我自己的感想，都覺得這不足以真正碰到台灣目前發展所碰到的根本問題。
韓國瑜的五百多萬票，可以看成紅色系統所能動員出的最大能力。如果從韓國瑜的敗選感言，可以聽出一些弦外之音，比如他完全沒有提到國民黨，說明國民黨在這場選戰沒有充當任何有意義的角色，可能甚至不是經費的提供者。所以韓國瑜在選舉時只有造勢大會，沒有掃街、沒有拜會，除了用造勢大會營造巨大聲量，就是在選舉最後一週密集的投放廣告、電話拜票，這說明韓國瑜的選戰從頭到尾都不選擇打地面戰，國民黨本土派的綿密網路不在選戰攻防的架構下。由此可以猜測，韓國瑜的選戰根本是中共遙控的結果，民進黨的對手其實是中國共產黨。
但，即便中共在總統選舉輸了，這樣遙控選情所激起的巨大能量依然非常驚人。直接反應出來的，是韓粉的爆走，諸如臉書上「韓粉父母無助會」社團等揭露的諸多內容，可以稍事歸類成兩大特徵。第一是世代的斷裂，通常來訴苦的十有八九是外省背景家庭，也有老公務員家庭，這些家庭的子女在選擇上與父母意見產生嚴重分歧，卻沒有因為選舉結束而平息，反而促使長輩惱羞成怒。這就帶出第二個特徵，韓粉的負面情緒比重當年陳水扁時期的藍綠分裂要來得嚴重。這件事情很多人討論，有說是威權主義遺毒，有說是中共操作手法，甚至說這些爆走韓粉大概都是簽賭輸光光的關係。無論如何，這個能量一時半刻不太可能隨著大選結束而稍歇。在中國介入甚深的台灣政壇，每一次階段目標的結束，往往開啟另一個新的紛擾。
這也說明台灣一個根本的問題：台灣終歸是冷戰秩序的遺緒。只要東西對抗格局存在，台灣就不可能置身事外。台灣人一直希望可以享受冷戰福利，而不要冷戰的副作用，但這是不可能的。只要台灣像現在這樣，有現代化的外觀、現代化的物質生活，台灣就不可能脫離這種列強環伺的拉扯之中。這是銅板的兩面，我們要脫離這樣的處境，就要有犧牲掉一切現狀的認知。
劉仲敬最近一次的訪談內容，更啟發我對台灣長遠處境的想法。台灣最大的結構問題，在於現在我們所運作的制度，基本上是硬套在台灣身上的。這套本應是黨國化的中華民國預備在南京所進行的實驗性質的制度，卻被共產黨給摧毀。光從共產黨輕易摧毀國民政府一事，就可以知道這個設計出來的系統完全行不通，但這個制度在台灣成為兩蔣推行專制獨裁的遮羞布，讓國民大會與立法院成為橡皮圖章、司法與監察基本上不發生制衡作用，苟延殘喘數十年。這種情況，到了解嚴後才慢慢調整，但很快就發現這個系統與台灣嚴重不相容，所以透過一連串的改正方式，諸如國會改選、省虛級化、廢掉國民大會等等方式，讓這個制度可以在台灣的狀態下運轉。
也因為如此，想要拿掉這套「中華民國體制」取而代之的聲音一直沒有斷過。可是就我所理解，鼓吹廢掉的人很多，但沒有人去提「廢掉這個制度後新的制度是什麼」的問題，多數人都自然覺得，現在這個制度廢掉了，台灣也能繼續民主下去，完全忽視世界上許多國家專制復辟所帶來的恐怖後果。諸如緬甸、柬埔寨、古巴、伊朗等國，最初也是覺得舊有的體制很糟，他們要開創新體制，但其結果都不忍卒睹。
可幸台灣在幾次選舉下來，有人開始慢慢意會到，改革的路並不是一蹴可幾，雖然理想往往在不斷的拉扯妥協當中有所耗損，但至少總有往前邁進。相較之下，試圖打掉重來，往往只會得到更糟糕的結果。
但這樣一個硬套的系統，幾乎完全摧毀台灣的自發秩序，使台灣面臨很大的生存危機。或許就如劉仲敬所言，台灣在西方化的過程中，尚未達到西歐的發展高度，就已經遭遇西歐的副作用，這個副作用使得台灣的社會結構非常脆弱，基本上禁不起一點比較大的社會動盪。雖然這樣的說法有點自相矛盾，但我對台灣社會的觀察也有類似的看法。
台灣在使用完人口紅利之後，急速變成一個小家庭主導的社會，低迷的生育率是台灣社會變遷最大的副作用。生育率是台灣等諸多後進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卻鮮少有人從環境變遷這一個根本的狀態去看待。過去的社會機制可以高生育率，這是因為過往的社會網還算健全。但在戰後冷戰秩序的影響下，西方文化的模式成為我們唯一模仿的目標，過去的社會網急速崩壞。現在的台灣都會區，幾乎已經沒有任何強大的橫向組織來維繫社會網，宗族、宗教、地域所維繫的社群結構，在外來移民為主的大都會，已經無法發揮原本應該要有的作用。舉個例子，台北萬華的青山王大拜拜是傳統的地方大事，象徵當地居民與信仰的社群架構，理論上這應該是這一帶所有居民都要參與的活動。但在外來移民的破壞下，原本聯繫社群的重大慶典，成為他們口中擾民污染的陋習。這便是台灣社會崩壞的直接結果。
也就是說，我們所推的進步價值，其實是削弱台灣社會的兩面刃。雖然台灣會因此更「現代化」，但台灣社會也失去過往的韌性。用一個很政治不正確的例子，同婚合法化其實是一種「破壞」，它破壞了原本社會維繫的紐帶。如果同志真的要獲取真正的主流價值，同志社群就必須證實，他們可以成為新的紐帶，讓台灣社會不會碰到危機時就分崩離析。這個紐帶可能是一個近乎宗教情感的社群，可能是新式的家庭組合，可能是宛如職業工會那樣有強大資源的組織，藉此宣告同性戀社群在台灣的內聚力。這不是只是說說而已，它必須要真正負擔一些社會救助網的責任，比如安置遭到原生家庭拋棄的同性戀，提供就業機會給特殊的團體，一如工會或是宗族所能提供的保護。
另一個問題則在於，台灣一直有一群自外於台灣的社會階級─外省人，特別是在國民黨庇蔭下的外省軍公教。這群人的無根特性是非常明顯的。首先，這個群體中階級愈高的，待在台灣往往愈短，常常第二代就移民到西方世界，成為台灣的旁觀者。這些人對台灣，基本上沒有什麼積極意義，把他們全部拿掉也對台灣毫無影響。
其次，這些人因為是外來的入侵者，所以無視台灣既有的社會秩序，往往傾向於打破或消滅。他們用西方的理論架構包裝自己的正當性，帶有進步的外貌，可是本質是虛無的，因為在他們身上，原來的社會連結已經消失，但又不選擇與台灣連結，只相信一個虛無的民族想像。其結果就是，這些人既沒有自己，也不屬於台灣，在中共用民族主義統戰後，就可以輕易倒向中共，成為台灣嚴重的威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夏林清。
即使沒有用西方思維包裝，只要是過去在中國社會階級較高的這批人，基本上都不與台灣社會融合，他們自外於台灣社會，建構屬於自己的「中國社會」，但因為嚴重西化（或者說，西化才是這批人的本質），所以嚴重萎縮。但問題在於，這些人仍然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體制」下有很高的發聲權。「韓粉父母無助會」反映出的問題，基本上就是衰退過程中的陣痛，在第三代、第四代開始選擇與台灣社會連結時，他們仍倨傲的以隔離的心態理解台灣社會。雖然這些人逐漸凋零，但由這些發難可以看到，對台灣的衝擊仍然很嚴重。
我覺得這是台灣發展現代社會所要面臨的苦果。其中一個特別政治不正確的想法，就是台灣號稱獨步世界的健保制度。健保制度如何破壞台灣的醫療體系，可以另章討論，但我們以為延長台灣人壽命的良善制度，若就台灣發展的眼光來看，卻是扼殺台灣的一大禍害。大量的醫療資源浪費在延命許多本來應該要死掉的人，寬鬆的國籍資格又讓許多移民至國外的族群繼續使用台灣的醫療資源。在我看來，光是大幅提高慢性病與加護病房的自付費用，大概就足以遏止某些韓粉的負面效應。當然，整體而言，這不僅僅是著眼於韓粉，而是整體的台灣人，特別是那些老病到只能依靠維生儀器才能活著，都不知道他們還有沒有意識的「人」。物廉價美的醫療系統，基本上只是促使台灣走向衰弱與毀滅。
在台灣還有迴旋空間的時期，如何進一步降低中華民國體制對台灣社會帶來的負面效應，是台灣未來四年首先要處理的議題。台灣社會有兩種進程，一是盡可能快速打造出「台灣民族」，透過共同的文化想像、歷史記憶、或是共同的敵人來營造宛如美國人那樣的愛國心理。文化部所做的事情，我覺得有往這個面向走，但是文化積累本來就慢，這樣做緩不濟急。快速的方式，可能還是要像孟子講的，要有「敵國外患」。敵國外患既是我們不得已的宿命，實則也逼迫台灣社會快速成長。
二是盡可能挽回橫向社群系統。社會真正的韌性，往往存在於台灣年輕主流社會所討厭的群體中：地方派系、地方宮廟、堅定的基督教會（比如靈糧堂）。現今的問題在於，有志者想要擊潰這些群體，但看不到這些群體對秩序的建構。這就是在西方進步思維影響下，無視傳統結構所帶來的重要價值以及保全台灣的能力。其實真正要讓台灣可以有更大的韌性，比較好的方式，應該是積極介入這些架構，使這些架構可以發展出自己的秩序，最終成為所謂的「公民意識」，正如同西方的公民意識，是奠基在中世紀的職業工會與商業契約當中。自我發展而非外部介入的秩序，才是可以讓台灣從根本免於中國滲透入侵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