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素寫雜文，我雖然很喜歡提到價值觀的差異，但是我不太用「左」或「右」去討論立場，也不太講「膠」。一來是，我並不認為有人會是個以一貫之的「膠」，也許有些人某些想法跟我相去甚遠，但這在他的脈絡可能是成立的。特別因為姨學，我更服膺命定論，所謂的命定並不是宗教講的宿命，而是一個人會有什麼想法或理路，很大成分取決於出身與環境，一個台北核心家庭雙薪父母養出來的小孩會有什麼樣的思維，應該是可以預測的，再加上省籍或薪資中位數的變因，大概八九不離十。既然心中已經有所預測，再去說什麼左右膠不膠的，其實也沒什麼意思。比如顏聖紘對自己的專業，乃至於跟自然環境相關的領域，都可以提供相當權威的觀點，但其他的部分就非常吃他的原生家庭背景，跟他的專業能力毫不相關，要不要贊同，也就不會像他的專業領域那樣絕對。
但漸漸我發現，有些台灣的「知識分子」確實是「膠」，這種膠建立在嫻熟西方思維體系、鄙視台灣自身秩序、自以為在至高位階俯瞰一切的心態上。所以他們萬事萬物都能罵，什麼都可以挑出錯處，空口白話講的天花亂墜，可是真要做點實事就完全露餡，不是眼太高而手太低，就是根本逃之夭夭。這種人基本上永遠坐不上可以真正管實事的位置，有自知之明的人會刻意避開，永遠當個御史大夫的邊緣角色，沒有自知之明的，下場大概就是黃國昌。
但我也不是要講黃國昌，只是想碎嘴一個認得的人。那個「膠」，我不是沒有感受，只是平素覺得並無大害，畢竟我活在茶壺般大的環境裡，很知道茶壺內的風暴再怎麼樣吵，也不過是小鼻子小眼的擠兌，到底跟真正牽動國際的大事件無甚相關。可一旦真的跟國際事件有什麼牽連時，那種目空一切的言論便難以忍受。但我更難忍受的，是那種平時對政府不假辭色，發生什麼事情卻又要政府全力幫助的軟爛心態，簡直無異於社會渣滓。真正的社會渣滓好歹還殺幾個人，他們連拿刀殺人的能力都沒有，要不是因為他活在國民黨窮究一切力量建立起來的離地天龍國，他就真的是字面意義的一無是處。
這也很可以對應劉仲敬不斷提到的做題家的位階。在美國，這種人還有大外宣的功能，宣揚並不存在的「普世價值」，穩固美國在世界的文化影響力。一旦在窪地建立起類似的身分，那位階就是低不可堪。其低落的程度，就是一旦國家真的碰到非常危急的時刻，犧牲掉這種人不僅對國家毫無影響，甚至會有正面的意義，向世人宣示國家務實不務虛。明清的官僚雖然是做題家的身分，但因為他們通常兼任宗族領袖與地方仕紳，所以他們的地位相對穩固，而且現實常常是反過來，地方仕紳為了取得比較高的政治話語權，以捐官的方式得到官僚頭銜，這說明官僚頭銜是虛，而土地與血緣的連結是實。等到了民國，出現了一批像民盟那樣專門當官的人，整體地位就低的多。像章伯鈞那樣失去原有的社會連結，誤以為喝過洋墨水就可以佔據比較高生態位的人，最後就被打成永遠的大右派──這還是比較體面的例子了。
結論就是，平時以罵政府為樂，出事了又要政府不顧一切干涉的人，基本上就是個渣。如果這種人出現在感情世界，就很清楚他的「渣」樣，何以對象換成政府，就可以義正詞嚴，彷彿自己是正義化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