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逝作家陳柔縉以挖掘過往台灣歷史的書籍聞名，但我直到她過世後，才知道她曾寫過《總統的親戚─台灣權貴家族》，由歷史文件跟喜帖訃聞等內容，整理出台灣政治人物與企業鉅子的親戚關係。以一個門外人寫這樣的內容，確實是非常繁瑣耗工，過去日本尚且還有地方仕紳名錄這樣的出版品，但後來這樣的階級架構便消失在公眾輿論當中，變得神秘不可知。這或許是因為國民黨來台以後，稍有勢力的家庭無不盡量低調潛沉以避開可能的災禍，陳柔縉此書，縱使不甚完備，但對戰後台灣社會來說，也是空前之舉吧。
但，整理出台灣權貴之間的關係，除了揭示出台灣上層階級牢不可分外，這本書的目的何在？2000年版擔任導讀的南方朔為文寫道：「瞭解階級、身分、權力等問題是重要的，一切的社會科學只有以這些實體問題作為框架，才可能讓人們更確切的瞭解自己的社會，而不至於在花招百出的概念遊戲裡，反而模糊了社會的本質與問題的方向。」（頁10）這話看起來空泛，但南方朔對於層層鞏固的上層階級有著明顯的敵意，比如他寫道「統治階級藉著政商一體、族群內婚、跨代遺傳等而凝聚，這些都不具『正當性』，因此，所有的統治者都本能的學習到『購買正當性』的方式…」（頁2）、「當一個上層階級形成並在漫長的時間藉著生殖器關係而凝聚，而同時又被共同的金錢利益所綑綁，它就有了『自我保存』與『自我維繫』的潛力的特性。」（頁4）
顯然對南方朔這樣外省第二代，以搖筆桿為生的「文化人」，上層階級就算不是除之而後快，也是值得批評的既得利益群體。但若是從封建秩序的角度來說，鞏固的上層階級有其必要之處，這代表這個社會可以維持相對的穩定與積累，進而培植出足夠深厚的秩序，而不會快速的耗盡然後趨於敗亡。上層階級頻繁更替或衰敗，其實也反應支撐的社會走向敗壞。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國，自清末以來勉強維繫的仕紳群體，到了清末民初的時候已經經過一次崩壞與再造，然後再於1949年中共建政後，再度面臨一次嚴重的清洗與替換。如果一個社會連上層階級都不免動盪，就代表這個社會已經趨近於解體。中共從反右到文革，三十年來屢屢折騰，對中國到底是好是壞，我想應該相當清楚。
陳柔縉所寫出來的豪門世家，基本上以本省家族為主，外省為次。顯然因為國民黨統治時的高壓政策，使得外省權貴凋零甚多。過去在中國的公卿貴冑，即使來到台灣依舊養尊處優，仍迅速失去政治實權，終至變成毫無影響力。最好的例子就是白崇禧，其後代如白先勇，雖然是著名文學家，但僅止於社會清議，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已經完全無法像父親那樣。有趣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反而享有比他父親在台灣時更高的知名度與曝光度，完全可以看成是秩序消耗殆盡的最後光芒。而有幸在蔣氏政權底下分享中央權力的外省權貴家庭，基本上也都低調行事，後代幾乎都淡出權力核心。這導致如今在檯面上活躍的外省政治人物，幾乎都是後出之輩，三代之前根本都是無名小卒。唯一最大的例外是現在的蔣萬安，但也是庶出（或云冒名），嫡系完全遠離政治。
台灣本地世家的積累反映台灣開發較晚的背景，最早發達的先是墾號，然後才是通商致富或基於功名。今日世家大族活躍於政界與商界的，多半是日治時期發跡或戰後崛起，但日治所謂「五大家族」，如今還活躍的大概只剩鹿港辜家與高雄陳家，其他三家影響力已經不如從前。
另一個特殊之處是，台灣本地世家的政治光譜非常寬廣，從完全服膺兩岸一家親路線，到鐵桿台獨都有，而且這兩種極端的意識形態有時會共存在一個家庭，或是相互聯姻。意識型態在台灣上流社會的圈子似乎不是最大的考量重點，但從後見可知，除了「半山」或是像板橋林家那種與中國牽連極深的家族，台灣本地的世家就算在國民黨底下從政當官，看似服膺國民黨的教條，其實都是走李登輝路線。比如出身清水楊家的楊基銓，曾官至經濟部次長，又轉任官股銀行董事長多年，晚年對台獨運動相當積極。相較之下，李登輝的表態已經算是他們同輩菁英當中比較晚的了。
但從陳柔縉的整理來看，台灣的權貴圈子幾乎仍不脫傳統中國世家的習慣，一旦發家，就要設法讓自己有書香門第的氣質，後代子孫幾乎都是留學海外的高學歷，要不然就是醫生。書中談到的家族，最常見的就是醫生世家，要不然就是三代都留學海外。日前的「蕾神之槌」事件後，大家去爬王力宏的家世，發現她祖母外家家世「顯赫」，有許倬雲、李建復等知名人物，但要跟台灣真正的權貴相比，不過是中等之姿。他們尚且為了面子好看，要求李靚蕾去唸個美國學位，就知道華人圈崇尚「功名」的傳統觀念有多根深蒂固。
但這種結構，對台灣走向獨立自主，其實並無太大助益。我甚至認為，台灣現有的權貴結構，對台灣獨立弊大於利，即使他們可能像楊基銓或李登輝那樣，內心深處是希望台灣獨立的。原因在於，他們也許掌握政經大權，但鮮少與地方結合。許多地方性的世家大族，一旦連上權貴姻親網，就與自己的家鄉失去聯繫，只能依靠黨國蔭庇。這是國民黨長期統治下的絕大後遺症，就算仕紳階級沒有夷除殆盡，但在國民黨的政治逼壓下，仕紳階級只能自我維繫，喪失帶領地方、保護地方的功能。留在地方，以市長、議員等方式沿延續影響力的家族，多半無法上達中央，至多是地方要人的角色。
雖然陳柔縉並無明言，但國民黨統治對本土上層社會確實是嚴重的打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基隆顏家，原本權傾一時的顏家，在戰時與戰後受到多重打擊，最明顯的就是二二八大抓捕，使顏家幾乎是一夕殞落，即使他們的姻親多還在商界政界有相當影響力，也無法挽回顏家的局面。這就說明了台灣權貴圈子非常脆弱，政府的鐵拳一來，他們幾乎沒有招架之力，只能劃清界線以求自保。現在顏家最出名的，居然是顏雲年的長孫顏惠民的女兒一青妙與一青窈，以演員、編劇跟歌手等身分在媒體上活動，說起來也跟白先勇有異曲同工之處。但比起白先勇，顏惠民更似是自我放逐，境遇是遠不如白的。
霧峰林家也受創甚深。以軍功奠定在台地位的霧峰林家，跟其他以商業致富的其他家族起始點有些不同。分為頂厝與下厝兩大脈的霧峰林家，雖然割台以後，下厝避居至廈門，但因頂厝林獻堂的關係，在日治時期霧峰林家仍有極大影響力，是積極推動台灣自治的重要家族。這樣的家族背景，即使有林祖密這樣「功在黨國」家庭成員，也無法躲過衝擊。林獻堂更在二二八事件後遠走日本，至死沒有回台。
外省權貴在蔣家控制下也不好過，真正混得風生水起的也就只有環繞在蔣家的家族。從陳柔縉的整理來看，在台灣真正有影響力的外省權貴，侷限在江浙、湖湘等少數清末以來的仕紳官宦家庭，如陳誠、俞大維、嚴家淦，以及與他們有姻親關係的曾國藩後代等。其次是福州的官宦家族，如陳寶琛、沈葆楨、嚴復等家族後人，但主要與本省家族聯姻。其他權傾一時者，到台灣後幾乎都被架空，喪失原有的影響力。
但嚴格而論，即使是蔣氏一門，包含蔣介石刻意拔擢母系與妻族的後人，來台給予高官厚爵，最終仍不免寥落。蔣介石用人唯親，其實不脫傳統士紳家庭蔭澤族內的習慣，無可厚非。但問題在於，無論他用了多少江浙、湖湘背景，企圖打造一個緊密的上層階級，但因為與台灣毫無瓜葛，只是他在中國政治格局的殘餘，形同浮萍，水面上再怎麼聲勢浩大，也一吹即散。與蔣家最直接的姻親宋家，只有宋美齡大姊的兩個兒女隨侍在側，其他宋家人，除了宋慶齡以外，全部避走美國。而台灣日益艱難的國際地位，也嚇走了許多黨國高官，從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時，就已經走了一批黨國要人至美加等地避難，兩岸恢復聯絡後，又吸引一批人「返鄉」，迄今依然。他們永遠跟台灣這塊土地沒有聯繫，無法深植土地，紮根繁衍，終究是花果飄零。
無法與土地連結的結果，也迫使蔣經國執政時啟用「催台青」，擴大台籍菁英的參與，因為離地的舊人，後代幾乎不堪重任，即使是蔣經國自己的兒子都如此。就算是南朝的僑姓，也需要不斷從北方輸入可打的武力，才有辦法勉強與在地的吳姓抗衡。現在在國民黨還有點戰力的，像韓國瑜之流，也是嫁接到本省地方勢力的結果，其他幾乎不足論。書中提到的權貴家庭，如今還參與政治的幾乎沒有，安插在國營企業、官股銀行、投證顧問公司的或許還在，但已經沒有任何聲量，他們的子女不是已經成為美國人或加拿大人，就是根本無後，式微完全是必然。現在還聲量隆隆者，都是過去次一等的外省人出身，像中學教師、初階軍官或士官、基層公務人員等原本蒙受庇蔭的難民，後代有些出息了，過了鹹水回台，進了國民黨內，從中生代一路熬到頭髮花白，現在終於用「戰鬥藍」的名義奮起振聲，講著他們接受國民黨謊言的洗腦內容，與共產黨互為唱和。這種事情是過去權貴階級根本不會去做的，由此就可以看到今日國民黨在階級位階上的滑落。
此消彼長，政治上新出的權貴家庭即是佔據現在執政黨民進黨的主要人物。相較於國民黨權貴的權力來源幾乎是從中國而來的延伸，民進黨政治人物則主要依賴黨外時期反對運動轉化為地方選舉號召力而來，無論是較早的美麗島事件，或是之後的野百合運動，這些運動構成了日後民進黨政治參與者的主要陣容，所以相較於國民黨，他們還未及形成一個明顯的姻親關係圈。再加上民進黨的左派基底，會有意無意避免這種藉由通婚而加強關係網的行為，陳水扁原本試圖要做，很快就跌落民進黨的核心圈之外。在民進黨政府的治下，「總統的親戚」可能不再非富即貴，但民進黨可以說是才剛剛站穩執政地位，之後會如何發展，仍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