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島由紀夫 vs 東大全共鬪》在台灣上映,我覺得非常奇妙。台灣人對三島由紀夫的理解,多半停在小說《金閣寺》跟他勤於鍛鍊的健美肉體,更不用說「全共鬪」基本上對台灣人是一片空白。當歐洲、美國、日本,乃至東南亞地區的左派學潮蜂起之際,台灣在國民黨的強壓之下,是極為蒼白壓抑的狀態,電影《返校》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台灣的時代氛圍,跟世界上其他地方是完全不一樣的世界。也因此,我們對這段歷史特別陌生,也讓我有點好奇引入的代理商所抱持的理由。
但不得不說,若是對三島由紀夫或是日本戰後史感興趣的人,這部片實在需要一看,事件本身也亟具話題性。全共鬪是當時學生運動團體「全學共鬪會議」的略稱,雖然台灣人看到「共」可能會先入為主的以為這是共產黨外圍組織之類,其實不是,他們甚至跟真正的日本共產黨外圍組織「日本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對立。雖然他們占領學校、批評政府體系跟學校官僚,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很明確的綱領,也沒有嚴密的組織,他們抗議的,也多半是學費上漲、學制問題等說起來頗為瑣碎的事情。當然,因為這樣發起抗議也不是不能,但就共產黨的概念而言,諸如學費之類的事端不過是引線,背後可能想要進一步介入政治,乃至於左右當時蔚為爭議的安保條約延長之類。我不敢說全共鬪沒有走到這一步,但顯然三島由紀夫「單刀赴會」全共鬪成員時,並沒有談到這個部分,他們反而在更抽象的概念上論辯。
對我而言,這真的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一邊是極為激烈的衝撞與抗爭(安田講堂),但另一邊卻宛如希臘哲人在公民廣場(駒場900號教室)一樣,兩種貌似不相干的狀態卻組合在一起。三島由紀夫以一種非常輕鬆的感覺,對著台下全共鬪成員娓娓道來,完全不是雄辯般的氣勢。底下的人也好像只是在聽一場尋常的演講,中間偶爾一兩句的叫囂,還比較像看歌舞伎時支持者的叫好。與三島對辯的人,比如當時的主持人木村修,與其說是對辯,更像是學生向老師討教,即使是最有挑釁意味的芥正彥,更像是自我標榜,他自顧自的稱三島由紀夫已經在爭論中落敗,而非訴諸台下聽眾的民意,其實說明他也不過就是上台演一回戲(還抱著自己出生沒多久的女兒增加戲劇張力)。
中間辯論的過程中,陸續有學生上台質問三島(以及芥正彥),我其實蠻理解其中一個人說的,他們只是在糾纏在一些無意義的理論上,完全不去碰觸實質的問題。可惜他的能力不足以跟三島由紀夫與芥正彥辯駁,但由此可知,他們迴避這個問題,多少是因為這不是他們關心的重點。學費或學制的問題,說起來實在是微不足道,但日本的國格,乃至於美日之間的國際關係,又豈是區區的學生活動或作家可以扭轉的呢?芥正彥以一種「我是超脫這個國家」的概念,宛如睥睨群生,但反過來說他也是最無能為力的,他只能寄生在這個他討厭的國度或社會裡面,假裝這個國度不存在。
而三島的問題在於,當他試圖想要鼓吹自衛隊去反對日本現有的國體時,他確實已經窮盡他試圖改變這個社會的方式。他說他若真的要做,必定違法,所以他得在違法前自我了斷,彷彿落入傳統中國嘲諷「書生無用」的窠臼當中,再怎麼樣腦海中馳騁,但終究被自己的條條框框束縛,無法伸展。但這樣付諸行動的方式,對一個從小接受皇族式的教育,以文章立名的作家而言,已經非常難得。整個漢文化知識圈中,又有幾個文人可以拿起武器,往自己的政治理想去成就?
三島由紀夫「功敗垂成」,問題不在於他選擇的軍國思想或尊崇天皇,而是對日本而言,戰後秩序已經排定,日本不可能跳脫這個路徑而存在。日本已經做了選擇,沒有回頭路了。而且這個選擇對日本而言並不是最糟的選擇,日本依然迎來美國秩序下的經濟繁榮,甚至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甚至在看這部紀錄片時,所有當時參與的年輕學生,無論是全共鬪成員,還是三島由紀夫「楯之會」的成員,幾乎都成了社會中堅份子,就連看起來對社會最不屑一顧的芥正彥,也穿著體面的衣服,坐在舒服的搖椅上,宛如某個事業有成的老闆。每個人最終都回到體制裡,成為體制的一部份,全共鬪像南柯一夢,三島由紀夫則是夢裡面的人。我真的覺得這是整部紀錄片裡最深沉,卻最尖刻的反諷。
當年日本的大學生所陷入的狂潮,說穿了不過是紅色思潮輸出的一部分。日本在面對紅色思潮的急撲,難得的全身而退,TBS為全共鬪所定義的「失敗」,我看來卻像是上蒼給日本最好的禮物。悽慘如柬埔寨,紅色高棉幾乎摧毀一切,好一點的驅逐了共產黨像印尼,也殺了很多人。若我們回顧這段世界性的學生狂潮,可以說幾乎沒有任何建樹,後遺症卻一直延續到今日。三島由紀夫與全共鬪的學生們對談,可能是唯一一點閃爍的靈光,但大概也僅此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