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乃德《台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雖然是三年前出版，但書中內容意外與今年的總統大選有若干呼應之處。這本專注討論美麗島事件的著作，我其實對此有一點點保留，畢竟身為一同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作者很難不對美麗島事件有主觀情緒的投射。
陳翠蓮在其新書《重探戰後台灣政治史》中倒是給予吳乃德的立場比較客觀的角度。提到近人學者對蔣經國的評價，他覺得吳乃德算是站在非常批判的角度，但對台灣民主化都歸功於民主運動與民眾對民主的企盼有所保留，認為「一九八○年代台灣人的反對運動能夠成功，除了可貴的精神意志之外，應該還有重要的結構條件。」（頁18）
雖說「結構條件」到底是什麼可以各自詮釋，但亞洲諸多高壓統治的政權面臨轉折的關鍵點時，台灣的社會衝擊可以說是最小的，蔣經國的決策──無論是被逼或自願──都至關重要。特別若對比台灣與中國，這個一來一往其實相當關鍵。1970年代晚期到1980年代初期是個奇妙的時期，中國在歷經了文革與四人幫審判後，經歷了一段可說是少數在共產體制下擁有最高自由度的時期，相對於台灣正歷經中壢事件與美麗島事件，甚至有種中國比台灣還要自由的錯覺。
不過錯覺終究只是錯覺，兩岸兩次擴大政治權力的示威運動，在不同的政治體制下出現截然不同的結果。中國的天安門運動在大規模整肅後成為不可言說的禁忌，但台灣的野百合運動則讓李登輝順勢推動政治改革，讓國民大會與立法院全面改選，並在不久後落實全面總統直選，台灣人擁有真正的民主制度與言論自由。
但，這個最小代價的民主自由化，也讓國民黨從一個威權體制過渡成民主化政黨，黨國體制仍牢固的安置在政府機關與各個相關單位當中，難以撼動。也就是說，台灣人真正爭取民主與自由，真正的時機點其實始於2000年政黨輪替，威權遺毒的國民黨退出執政地位，民進黨才開始真正「清創」，這個工作迄今仍未結束。
所以回過頭來看，那個時期對於民主自由理想的純粹追求，可以說是非常難得短暫的珍貴階段。民進黨成立的1987年，蔣經國因不可知的原因沒有任何動作，而隨後宣布解嚴，則是讓他收割了帶領台灣走向民主的美名。相較於這個徒具形式的解嚴，實際上蔣經國在政治上真正的貢獻，是他來不及公開他的繼任人選，讓李登輝以副總統的身分繼位總統，意外開啟台灣人當總統的先例。此一先例既開，台灣就無法走回頭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