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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3日晚上韓國的戒嚴「鬧劇」後，台灣隔日的大新聞是瓊瑤自殺的消息。瓊瑤自殺，雖然驚詫，但又覺得在情理之內，也因為她在台灣社會的高知名度，一時間許多人紛紛寫了文章紀念，與差不多時間癌逝的劉家昌視為「一個時代的結束」。雖說近年來逝世者眾，但如果是劉家昌、瓊瑤，確實可以看成是某種象徵性的「結束」：黨國文藝美學的結束。
台灣的黨國時期可以說是時代的「裂縫」，因為國民黨丟掉了大陸，踉蹌到台灣，才得以成就出一群「他們」。他們是誰？他們是在國民黨庇蔭下得到發展的人，如果在大陸，以他們的本事，可能混不出個什麼名堂，或是不會有那麼大的影響力，但因為在台灣，很多舊中國的菁英沒有一起過來，台灣的菁英也被殺掉了一批，社會出現的真空，剛好讓他們填補進去。
要說他們的產出，不能說是頂好，比如瓊瑤，言詞拖沓，拗口又不自然，放在戰前的中國，文采不若鳶湖派，尖刻也比不上張愛玲之流。可是戰後台灣的文學環境一片荒蕪，還有政治審查，只剩下風花雪月可以勉強存活，要鬻文維生，也只有這條路。但徒有空間還不夠，這些人最大的優點是勤快，所以瓊瑤年年出版大量新書，成為暢銷作家。李敖也是，雖說李敖自豪自己的白話文是五百年來第一人，也不過是因為他在台灣少有人跟他競爭，而且他也勤於筆耕，散文、評論、小說無所不寫，他晚年曾云自己的兒子李戡寫文比他快又好，可是就文章出產的速度，李戡較之乃父實在差得多了。劉家昌也是，他的品味不能說好，但確實多產。勤快多產是那個時代的弄潮兒的常態，一來格調不用高，堪用就好；再者當時幾乎是獨佔事業，出多少賺多少，何樂不為。這也讓那一輩的人普遍覺得，只要勤快就能發財，但實在不是因為勤快，而是他們剛好能填補空隙，占了先機。而這空隙，是國民黨成就的，不是國民黨丟了大陸，又到台灣進行高壓統治，不會有他們發揮的機會。白色恐怖固然在政治上風聲鶴唳，卻不是萬馬齊瘖，只要在黨國羽翼底下的，就容易有竄出的機會。
他們吃了最早的紅利，站穩腳跟，瓊瑤甚至跨足戲劇，成為台灣最早做IP產業的文創先鋒。但也因為這樣，台灣的大眾文化被他們定型，成為一種空中樓閣式的敘事。看晚年以他的作品改編的連續劇就可以看到，男女主角的背景設定幾乎不會在現實社會中出現，台詞劇情也不是一般會聽到的內容。但因為台灣是後來才開始使用北京話的社會，所以也不覺得有什麼扞格之處。清宮戲就更有趣了，基本上就是穿著旗裝演瓊瑤的幻想，但那是瓊瑤電視劇的鼎盛時期，風頭無兩，就是楊佩佩也難以匹敵。
這種架空的劇情，對台灣文化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卻很適合橋接到改革開放後文化貧瘠的中國，所以中國很快就接受了，而且成為壯大瓊瑤的養分。瓊瑤後來到中國拍戲，都是實景，而且美術非常細緻，可說是把中國當成她揮灑的畫布，滿足她心中構思出來的粉紅泡泡。後來中國也理所當然的承接過去，好像這是從他們長出來的戲劇傳統跟內容，就像到現在所謂「內娛」仍然有高討論度的還珠格格系列。
簡單的說，台灣的環境養出瓊瑤這樣的時代寵兒，但他們又多半回流中國，成為共產中國那個時期消失的流行文化的替代品，反而讓台灣整個空掉了。今天台灣幾乎像是重新來過一樣，在政黨輪替後才緩慢的積累出屬於台灣自己的大眾文化與視聽內容。但他們的存在，一直讓台灣有種「中國代用品」的感覺，他們販賣虛假的中國情懷，但實際上卻是台灣一直供養他們，讓他們不虞匱乏，讓他們在時代的裂縫中，得以有著戰後中國人難得享有的文化優勢與寬裕資本。
所以，他們逝世確實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但我蠻樂見這個時代結束，他們吃掉台灣大量的紅利，卻不是台灣文化的養分。瓊瑤還好一點，她筆下架空的、自我完善的世界，其實頗為枯乾，但還是有娛樂性質；劉家昌則真的是當下很熱，時間一過就被拋棄了，他自己也被時代拋棄，變成格格不入的模樣。他們結束了，我們才可以稍微校正到一個比較合理的狀態。剛好這幾天馬英九基金會找了中國的大學生跟運動選手，用「交流」名義來演兩岸親善的戲碼。他們在台灣格格不入的狀態，是台灣人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才拉出來的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