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這陣子很常看「年代向錢看」，所以知道汪浩。陳凝觀曾說他是因為看了汪浩《意外的國父》決定邀請她上節目，就一路到今日。我於是好奇起這本書，要不然我不太會主動買這種書來看。
書看完了，我的感覺是，意外又不意外。書中所提的，基本上是1970年代到1990年代台灣面對美國想要跟中國建交所遭遇的困境。因為這一困境，兩蔣與李登輝，在不知道是不是刻意的情況下，逐漸將台灣推往實質獨立的道路。意外的是，這本書用了大量的史料，特別是台灣的史料跟蔣介石日記，這使得本書行文有種奇妙的趣味，因為大量引用蔣介石跟國民黨黨史的文字，有過去台灣公文書習見文白夾雜的語氣，但汪浩自己的行文又是中國人大白話的特色，兩者同時出現，有種奇異的衝突感。看汪浩的引文，顯見他把史料看得很細，對他而言，一邊看著蔣介石的史料，一邊跟自己的記憶對照，應該是非常珍貴的經驗。
但不意外的，汪浩顯然對兩蔣的評價很好。這大概是所有海外中國研究者研究近代史的罩門，只要心中不滿中共，基本上就會不自覺的傾向兩蔣，我看張戎的書也是如此。因為台灣跟中國比較，台灣公開的資訊比較多，如果僅就史料看歷史，確實很容易偏向台灣的論述。但身為台灣人，我沒有辦法給兩蔣過高的評價。雖然按汪浩的說法，兩蔣在外交上確實是努力斡旋，盡可能讓中華民國的傷害降到最低。但在我看來，始作俑者是兩蔣，兩蔣自然要盡可能彌補，自己捅的簍子，當然要自己承擔，我並不認為這有什麼好值得嘉許的。當然，當退無可退的時候，他們逼不得已，也只能承認中華民國主權只及台澎金馬的事實。但這種轉彎，僅是針對美國或國際社會，對內還是一貫的虛偽與壓迫。這種兩面手法，向來是中國政權最擅長的事情，也是我覺得兩蔣最為可惡之處。
所以在我看來，即便在汪浩的詮釋下，蔣介石某種程度成為了台灣事實（de facto）獨立的奠基者，但不要忘記，從頭到尾「中華民國」這個大帽子都不曾摘掉過，從蔣介石迄今，我們的「獨立事實」仍舊是回溯到「1912年建立中華民國」這樣的概念下。這種說法也許不得已，但不能否認，多數時刻，這都只是自己喊爽的狀態，對於台灣面對國際困境，並沒有什麼幫助。台灣雖然放棄爭逐唯一的「中國」代表權，卻仍舊宣稱自己是「中國」，嚴格來說，這就是「兩個中國」，也之所以為什麼李登輝時期海基會跟海協會的協商，一直都沒有結果，到最後只能各說各話，在「一個中國」的概念上繞來繞去，甚至最後冒出一個「特殊國與國關係」，用拙劣的修辭來讓這個解不開的結更為難纏。
但，為什麼國際社會可以有兩個德國、兩個韓國、兩個越南，卻無法容忍「兩個中國」？我想真正的關鍵，還是因為「中國」佔據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次，其他四國既不可能讓「兩個中國」都獲得常任理事國的席次，也不可能有一個「中國」沒有常任理事國的席次。其結果就是，爭奪這唯一席次的大義名分就成為重中之重，即使台灣示弱，中國也不可能鬆手。
也因為如此，兩相比較，我認為台灣獨立才是一個比較好的出路。但現在多數人仍有所混淆的「獨立」，到底是怎樣的獨立？有人說鼓吹台灣獨立暗示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希望國人以「我們已經是個獨立國家」的概念來理解，以免墮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說法的陷阱。但實際上，台灣真正的「獨立」，應是指「從中華民國獨立」，也就是脫離中華民國體制，另外建立一個新的政體。因此，我們不能夠就現有的體制直接換個招牌。但推翻中華民國，意味著要一起推翻掉以中華民國身分建立的外交體系，其中有一部份是早自中華民國來台灣之前的事情。這種問題，往往比我們以為的要麻煩很多。國際秩序是嚴重依賴習慣與傳統運作的，一旦面臨劇烈的變化，往往要伴隨長時間的陣痛，對現在的台灣而言，似乎不宜輕易嘗試。也因為如此，目前漸漸有一派觀點，認為讓「事實獨立」的狀態愈來愈明確，愈來愈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等到台灣真正面臨抉擇的時候，就不會有太大的衝擊。
另一個問題，就是國內民眾的共識。台灣之所以還無法真正擺脫中華民國，很大原因就在於國內並沒有壓倒的共識，認為台灣要拋棄中華民國這頂大帽。因而眼下的肺炎疫情，可能是個關鍵的契機。「中華民國」所背負的中國名號，如今實實在在成為燙手山芋，當其他國家根據WHO對國家的認定把台灣視為疫區時，我們其實是無反駁餘地的。台灣視為疫區、國籍航空遭禁飛，一切一切，就是因為我們仍抱著「中華民國」這個圖騰不放。如果是這樣，「中華民國」還值得維持嗎？我們還要說自己是中國人嗎──無論那個「中國」是什麼文化上、精神上、血緣上的？結果就是，即使台灣政府努力防疫，我們還是變成過街老鼠，跟對岸那個荒腔走板的中國被同樣看待。這個中國符號，台灣人可不可以真正好好的「放手」呢？我覺得，台灣要到這個程度，才可以去討論台灣有沒有「國父」這回事。在此之前，都言之過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