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的顏聖紘提到英國博物館界應聘人員不問學歷而問「能力」，希望「台灣有一天也能這樣」。但這理想，其實與台灣社會發展是反向的，亦即專業人士希望專業相關的工作可以專問「能力」，但學歷普及且不斷貶值的社會，卻只能愈來愈仰賴特定的官方標準（主要是學位）來篩選。
如果去看社會發展的歷程，可以看到早期專業學科還沒有完全發展出來時，比較容易有只問能力不問學歷的擇人條件。因為一開始相關的學校訓練尚未建立，基本上仍依賴業餘的自我精進，在缺乏「學歷」的情況下，「能力」就成為主要的鑑別標準。但等到學術高度發展、學校教育齊備，學歷鑑別就會開始主導就業市場，「能力」鑑別退居末線。這樣的轉變也在常情之內，因為業界總會預設學校已經提供相關的知識與實務訓練，他們不需要另外耗費成本來鑑別。
但這要建立在學歷並不浮濫的情況。如果像台灣這樣以學歷為導向的社會，所有人將獲得高學歷當作唯一的目標，以為學歷可以自動換成高所得的工作或高社經地位的生活，不在乎智識與專業能力的養成，那就會扭曲原有學校教育的本意，「學歷」與「能力」就不匹配，進而讓擇選的成本再度變高─甚至變得更高，因為招聘者甚至要費心去過濾只有學歷而沒有能力的人。英國嚴格來說並不是重視學歷的國家，一個人追求高學歷不見得與社會的期盼掛勾，但英國大學在學術上的優勢，吸引許多為了高學歷而來求學的外國人，這些人容易有著徒有學歷而沒有能力的情況，致使英國也需要費心辨別。
但英國之所以還可以捨學歷而就能力，是因為英國社會不會把高學歷當成唯一價值，這跟台灣是完全不一樣的。台灣是政府會把學歷限制放在所有工作招聘的規章當中，台灣政府預設沒有學歷的人一定沒有能力，因為「沒有學歷卻有能力」的虛假程度，會遠高於「有學歷卻沒有能力」的情況。這也間接體現出台灣社會與英國社會的落差，儘管不能一概而論，但從擇人的方式可以發現，英國人比台灣人更坦承自己自己的學歷位階，工作的經歷顯然也更有鑑別度。這就好像歐洲某些地區的地鐵並沒有嚴格的防範逃漏票機制，因為即使有逃漏票的情形，整體的損失也比嚴格執行抓逃漏票的成本要來得低，這是基於當地人多半有著「搭車就要買票」的意識，反映高德性的自我規範，可以成就整個社會運作成本較低、人民可以活得更有尊嚴。
回到專業領域的擇人條件，英國比起台灣，如果更能有「能力」擇選的彈性，一方面固然是社會德性較高，再則英國的官方機構在彈性上也遠比台灣為高（這也同樣可以看成是德性因素），三則英國專業領域的「封建性」也比台灣要高，容易透過專業圈子裡的推薦篩選出有能力的人，而非僅僅只能依靠單一的文憑來辨別。台灣社會恰巧是反對專業群體的封建性的，除了極少數如醫生外，大部分專業領域都缺乏極度緊密的團體，足以構成鑑別專業能力的門檻。相較之下，台灣社會一直以來都是政治掛帥，幾乎所有領域都是政治領導，輕視專業是常態，讓專業團體難以產生強大的力量。
如果台灣希望可以跟英國看齊，「去中國化」其實是最關鍵的。我講的並不是文字語言、宗教、習俗之類表面的東西，而是以政治主導的教條規章，只有文憑才有價值的氛圍等核心價值觀，這些才是「中國文化」荼毒台灣的關鍵。如果沒有意識到這點，什麼理想都是白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