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燦騰在自己的臉書頁面轉貼著作《當代台灣佛教》有關佛光山的內容，雖然該書早於1997年出版，但裡面的內容迄今仍未過時，對於台灣佛教四大門庭有相當直率的評論。
當代的台灣佛教，幾乎根植於民國以來由太虛法師所提倡「人間佛教」的概念，這一概念後來被來台的印順法師等人加以弘揚，佛光山、慈濟功德會、法鼓山都深受影響。也因為如此，台灣佛教極為入世，對於法理教義的理解反而在其次。比如佛光山，江燦騰即提到星雲法師以商業經營的方式經營教團，吸引小額捐獻、用分期付款、不留資金不斷轉投資等方式，讓佛光山不斷茁壯。而除了佛光山之外，慈濟、法鼓山、中台山皆有雄厚資金與深遠的社會影響力，說起來與大企業也相差無幾。
這樣的經營模式在台灣社會中不見得有很好的觀感（就我的經驗而言，唯一有比較正面觀感的應該是法鼓山），因為台灣主流觀點都認為佛教團體應該超塵出世，濟苦救難，不應該營利，更不應該與政治牽扯不清。但宗教團體既是人類社會中最團結一致、深具向心力的團體，自然而然就會積累經濟與政治力量，成為左右社會的重要勢力。熊秉元雖然曾寫過「經濟學始於佛法式微處」，但弔詭的是，在過往，佛教僧團其實往往是重要的經濟勢力，也往往與政治關係密切。以中國而言，佛教在五代十六國時期傳播，都是借助當權者的庇護與提倡，到了北魏統一華北，甚至出現「皇帝即如來」這種諂媚的說法。佛教傳入大抵依循絲路貿易線，往來中亞、西亞的通商之路，必然伴隨大量的行旅，商人對佛教教團是重要的大功德主，交通上也無法脫離商旅的協助。因此佛教經文當中不乏保護商旅的內容，像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有許多有關商人的描述，可見一斑。而過去商旅容易遇到盜賊，一定要有護衛傍身，使佛教教團也需要武力。據說菩提達摩臨走時《易筋經》與《洗髓經》作為武功心法，雖是附會之言，但可以看出佛教傳入與武力之間的關係。像少林寺功夫這樣的概念，其實就是僧團武力極端弱化後的結果。
所以實際而言，佛教僧團應是既有錢、又有武力，還可以聚集大批忠貞不二的信眾，是極為強大的勢力。所以何以五胡十六國的北方民族政權對佛教極為歡迎，而同時又對佛教極為忌憚的真實理由。只是佛教在中國千餘年發展，讓原本的強大秩序消耗殆盡，唐武宗與後周柴榮的滅佛舉措，剝奪了許多佛教的特權及經濟實力，宋代以後更不斷將佛教納入國家體系當中，控制度牒、寺產等，喪失原來的生機。到了清代時，漢傳佛教已經極為衰敗，所以才有民國以後太虛法師等人努力復興佛法的企圖。主流社會對台灣的佛教山頭「財大勢大」不以為然，但究其根本，這才是比較貼近佛教教團的原始面貌。說來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大抵如此，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大都有財力雄厚、可以介入政治的歷史與現狀，佛教當然不例外。鄰近國家如日本的創價學會、韓國的純福音教會等，他們在當地的社會與政治影響力，比起佛光山猶有過之，這才是宗教真正的「力量」。
星雲法師被譏為「政治和尚」，我如今看來，反而比較像是儒教對佛教的排擠，是長久以來儒釋對立而衍生出的價值觀判斷。如果出家眾沾染政治不對，那大學教授學者參與政治、成為政府官員，豈不是也沒有立足點？難道學者就不應該超然中立嗎？雖然社會觀念似乎也要求學者要遠離政治，但實際上學者參政比比皆是，更有自許進步價值藉此招攬清流評價。相較之下，台灣夙有名望的佛教僧侶已經是相當克制，再怎麼糟糕，也不會比扯台灣社會後腿的所謂「學者」更加不堪。
至於星雲法師的意識形態，我其實可以諒解，畢竟他是1949年逃難來台的中國人，他對中國有眷戀，我不覺得有什麼錯。他晚年在某些場合時也會「轉彎」，比如問及他的認同時，他會說自己的認同是「地球人」，這種刻意迴避民族認同，用更空泛的全人類來回應的方式，在外省族群中頗為常見。無論他們自己相信與否，終究是種虛無化的表現，只能說他們確實是失根浮萍。星雲法師以其自身影響力，可以左右逢源，甚至得到習近平的推崇，實情對中國而言，他也只是中國統戰的一枚棋子。了解這一點，也就不會對他特定場合中的特定言論，有那麼多的情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