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紅人訪問護家盟引起軒然大波，據說他已經下架道歉。不過我對這事情沒有那麼大反應，只能說他不幸踩到雷。
當中比較值得玩味的是，雖然他的訪問引起台灣社會（至少是網路上的這批人）這麼大的反彈，但這種訪問邏輯，極有可能是他在台灣唸碩士的時候學到的。台灣的學術界與現實社會一直有強烈的隔閡，而且愈是研究跟人有關的學問，愈是嚴重。台灣人文學科研究往往都要端一個很奇怪的架子，就算研究的是與我們最直接有關的題目，也必須裝作很疏離、很遙遠，美其名叫客觀的方式，用從歐洲翻譯過來的晦澀詞彙，煞有其事地談論方法，然後套到一個奇怪的敘事結構裡面。我相信網紅萌生訪問護家盟的想法，跟這個絕對脫離不了關係，因為這在學界，稱之為「田野調查」。田野調查不是做節目，它只是一種紀錄。
台灣的高等教育基本上對西方的學術照單全收，虔誠的程度可能比學術原生國還要徹底。從某個角度來看，這叫做「國際化」，也就是台灣社會最心心念念、不可或忘的魔咒。但東尼賈德說，歐美學界之所以在戰後出現那麼多有的沒有的理論，只是要因應嬰兒潮世代膨脹的高等教育而生出來的東西，這一套一套的理論除了幫學者拿到終生職外，基本上沒有什麼用處。問題是，這些理論被來自台灣封閉社會的留學生學到了，奉為至寶，小心翼翼的捧回台灣，跟當時沒見過世面的台灣人說這才是學問，要求台灣的大學生一式一樣的學起來，彷彿顛撲不破的真理。
其結果就是，台灣人文學科拗口難懂，大套大套的理論，成為學院中人自我標榜的武器。古代學究寫文章引用典故詩文，當代學者引用德國、法國大哲學家經過重重翻譯，不似中文的晦澀語句，用以證明「我念了很多書」。但這些內容，一離開學術論文、期刊報告，就幾乎無人能讀，而且也沒什麼實際的用處。而台灣人大概都心知肚明，當他們回到「現實社會」時，他們會知趣地把一套一套的理論擺在一邊，那些學術終究是浮在半空中的，很離地的玩意，不是拿來實踐用的。
網紅顯然在台灣念書念得很認真，但顯然缺乏這層認識，當他覺得可以用他學問養成的方式去處理一個節目時，便跌了一大跤。網紅所受到的抨擊，不見得是他自己的問題，我看起來更像是反映台灣學術養成與台灣社會的巨大隔閡。台灣就算百分之百的人都可以讀大學，絕大多數人對於何謂學術仍舊一無所知；而學界中人縱然嫻熟這套方式，甚至（為了拿研究案或是爭取經費）不斷套用在台灣的情境當中，但他們跟真正的社會現狀，仍舊是天與地的隔閡。
所以我反而從中看到台灣學術那種巨大的空洞，那種看似很蓬勃卻毫無用處的虛無感。國家圖書館裡每天不斷增加的碩士論文，多半是意義不大的堆砌。他們生產出那些東西，只是為了一紙文憑，用來交換比較高的薪水、父母的虛華顏面，甚至是困擾學生數年的學貸。而所謂的學術體系，就是在這個空中樓閣不斷自我繁衍。而從網紅的例子就可以看到，當學術試圖想降落到台灣社會的「地面」時，會引起多大的反彈。
這也是我何以喜歡劉仲敬評斷知識分子言論，他以自己是知識分子的出身，給予知識分子，特別是窪地的知識分子最糟糕的評價，實際上是難得的洞見。雖然台灣不見得有中國那麼糟，但有鑑於絕大部分台灣的學術累積都是從所謂的「民國學人」而來，兩邊其實差異不大。這種徒然消耗社會資源的階層，對社會發展自然有弊無利，學術發源地的歐美尚且如此，我們只會更糟。網紅所引起的批評，其實正是反映出理論中高舉推崇的理想，多半只是笑話一場，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做到，也無需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