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研究所需，找到一本老書，是盧建榮寫的《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盧的史學著作以北朝隋唐史為主，但他「出名」的原因應該主要是罵台灣學界抄襲以及余英時。我猜他在光譜上可以歸類為本土派學者，所以寫出此書。此書在二十多年後回看，別有一種況味。很多事情記憶早已漫漶，很是需要這樣帶有時代切片意義的書籍及時提醒，雖然囿於時空，可能有點過時之感，但當中有些識見，放在今日仍不過時。
雖然此書看起來很學術，但分析起來頗有種隨意性。因為書中主要探討的是文學文本，我幾乎沒有看過，只能隨著他的評價起舞，無法判斷他到底是過度詮釋，抑或只是持平而論。他從1970年代到1990年代，約略以十年為界，討論這當中的小說。這些小說到底在學界是否有代表性，我無法判斷，只能感受到他確實挑選了光譜兩端的作品加以比較。站在文本分析的立場，他當然兩者都批評，但就意識形態上明顯偏向台灣。於今我們可能不以為意，但二十幾年前寫這樣的內容，縱然不會有什麼政治上的問題，但在大中國主義壟罩的學界生態中，很容易被冠上偏頗的帽子。後面討論學界活動與文化政策就更為明顯，但我想這一方面也是因為過往黨國豢養的學者策士，本來就缺乏正當性與學養所致。
此書背後的立論，也就是台灣近四十年來的國族認同，其實到今日仍沒有徹底解決。比較幸運的是，他書末提到的教科書新增「認識台灣」系列，當年雖然引起學界爭議，但數十年之後，證實確實對台灣人的認同產生深刻的影響，太陽花運動時所謂的「天然獨」正是這批教材出現之後接受教育的學子。顯然潛移默化確有成效，雖然仍舊要打個折扣。
若從書中的過往重新看待現下的台灣，在充斥著中國嚴重滲透、認知戰遍地的處境下，台灣的國族形塑，其實更需要有一個新的綱領來帶領。如今我們所提到的台灣主體意識，基本上都是1980到1990年代知識分子與學者努力在大中國主義下的台灣社會奮力撐開的成果，但1990年代的眾聲喧嘩，到了2000年代以後便逐漸偃兵息鼓，中國意識在台灣固然已經逐漸凋零，但台灣意識也沒有新的動能與活力，不僅論點一再因襲，就連論述中的罩門也依然沒有出現有利的回擊。台灣主體論述陷入長期的停滯，即使現在的理論基礎好像還可以讓我們去描述台灣文化的內涵，可是他缺乏一股更大的力量去統整、系統化，並且提出更新的內容來充實。這也使台灣論述一直是一個有缺陷的論述，即使是最有言說能力的台派，也時常在像原住民、外省族群、中華意識的應對等議題上提不出相應的有力觀點。
所以當劉仲敬的說法橫空出世時，他那種雖然粗糙但是特殊的觀點，成為我重新架構台灣意識的新猷。這當中最關鍵的是，「中國」成為可解構的元素，「古老」而「悠久」的「中國文化」其實是虛構出來的假象，實情是近代為了配合「中國」這個新興的國家而產生的民族論述。說起來這也不是非常新的觀念，霍布斯邦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討論英國如何在面對現代化的過程當中重新塑造民族共識與文化意涵，這樣的作法，其實不斷在之後步入現代化的地區中一再重複，包括滿洲帝國崩解後的東方大陸。
所以，「中國」與其說是「自古以來」，不如說是近百年來不斷交織而成的某種空中樓閣，清末的時候由漢人官僚提出，再由民初的知識份子添枝加葉，由國民黨的黨國體系加以確定，並由中共進一步深化。面對台灣在文化上所尋求的主體意識，其實更重要的是解離虛幻的「中國意識」。
我是在讀了劉仲敬之後才啟發我這樣的思路並進一步確認，然讓我意外的是，這本二十多年前的書早已提出類似的看法：
台灣對岸的中國，大家只看到中國國族主義怒潮澎湃，大有席捲台灣海峽之勢。……大家沒看到的是，中國也有分裂國族主義的問題。同樣是華南的考古挖掘材料，在費孝通詮釋下變成中華民族勢力南向的新證據，但在華南區域主義者的注視之下，卻成了營造分權聯邦制的祖先版。換言之，如今華南經濟地位的抬頭，他們要求相應的政治地位呼聲也就愈發高昂，中國目前有兩個中國觀，華南的這個與華北排外集權的那個，是有所區別的。（頁297–298）
這跟諸夏論比起來固然比較保守，但文中基於現實觀察的分析，卻有著更大的說服力。如果台灣能夠真正丟棄「一個中國」的意識形態，對台灣而言，對中國最好的策反方式，便是鼓勵分離主義。哪怕內地十八省，實際上也只是勉強在一起的烏合之眾，中國各地對所謂外地人的歧視淵遠流長，與其說這是中國人不團結，不如說這是小民族自我認同的天然道理，廣州人本來就不需要對北京人共感，反之亦然。真正的民族主義，是廣州認同廣州、上海認同上海、北京認同北京，但不需要認同「中國」這個空集合。台灣政府應該要把握這點，讓「中國」這個詞彙可以真正消弭於無形，台灣意識中所謂的「中國文化」的部分，就可以順勢解套。
當然，面對中國綿密的文化攻勢，這樣的策反非常不容易。但諸夏之說不過是回歸到文化的本質，山東跟江蘇、四川跟河北，甚至一省之間也有許多文化語言習慣大相逕庭，就像福建。回歸到民族天然的界線，才有可能真正回到一個穩定的狀態。由上而下、刻意灌輸的大民族敘事，其實是非常違逆人性的。就講近日中國人打電話騷擾日本人的事件來說，這就是虛假的民族意識所造成，他所帶來的只有災害，沒有幫助。我一再用陳雲發明的「中國情花毒」來描述這樣的狀態，中國人在中共持續洗腦的狀態下，對「中國」的抽象情緒只有打雞血式的衝動，除了遂了中國摧毀世界各地的社會穩定外，並沒有其他的正面意義。中國人長期在這種毒素當中，缺乏正常應該要有的情緒與反應，他們對身邊出現的壓迫不公毫無感覺，卻對虛幻的「中國面子」義憤填膺，最終中國不僅摧毀別人，也摧毀了自己。
而台灣所面對的，則是中國意識不斷藉由中國輸血徘徊不走的困境。當所有中文語境下的媒介都已經受到中國深刻的影響時，台灣要維繫得來不易的主體意識，就要非常刻意且強調，有時也不可避免出現極端意識形態的路線之爭。在和平時期，這種強化其實徒勞無功，只會反過來成為中國藉以利用的反手策略，這也是何以台海之間的戰爭不僅迫在眉睫，也是必要出現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