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李登輝過世，國民黨過去的恩恩怨怨再次浮上檯面，國民黨內部的省籍情結也被朱宥勳點出來，李登輝在當中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我覺得「外省人」這個詞彙不一定準確，因為這當中還包含階級問題。所以我借了南朝歷史的專有名詞「僑姓」來借代這些人，確實也有可比擬之處。對東晉南朝歷史有點概念的人，就知道當年以司馬家為首的世家大族在永嘉之亂後逃難到江南一帶，卻詭異的成為當地的統治者。為了與本地世家區隔，他們稱之為「僑姓」，而當地的家族則稱為「吳姓」。這跟國民黨敗逃來台的歷史弔詭地契合，所以我覺得用「僑姓」稱呼國民黨的外省權貴，特別適合。
僑姓的歧視鏈應該是這樣：與自己差不多時間來的軍政高官─比較晚到的高級外省人─台灣本地的仕紳階級（包含半山）─底層的外省人與一般台灣人。這種歧視政策徹底貫徹到戰後台灣的統治模式當中。當我們覺得早期台灣是落後國家，並沒有什麼福利保障時，卻有一群人被政府刻意保護，從升學、就業到退休，都有極為優渥的補貼與安置，由原本無身外之物的難民，一變成為完全離地的都市中產，而且自己覺得他們是白手起家。他們可能住在台北的民生社區、高雄的果貿社區，或台中的黎明新村，乃至於散落在全台各地的眷村。他們可以自外於台灣，形成與台灣隔絕的島內殖民地，共享一個虛偽的「中國」想像，直到如今。
朱宥勳提到，這些僑姓國民黨人將李登輝視為仇恨的投射對象，心中幻想一個「沒有李登輝的國民黨」。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李登輝是個極其難得的存在。南朝沒有李登輝，所以侯景一出，整個南朝世家覆滅，落得「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下場。可是李登輝作為體制內的「外人」，他窮盡一切方式延長國民黨的時限，不至於被民主化的浪潮覆沒。其實真正要恨李登輝的，應該是當時的黨外人士，國民黨被李登輝重新包裝成一個「正常」的政黨與民進黨競爭，最後還成為共產黨滲透的破口，在台灣還在建立屬於自己的菁英階層時再度遭到挑戰。但僑姓是看不到這些的，他們只會心心念念他們失去的過去，陷入無止盡的憤恨當中。
中共利用台灣人的邏輯，其實與在台的僑姓完全不一樣。對中共來說，台灣的僑姓是被他們打敗的喪家狗，根本不值得尊重，只是因為國民黨掌握台灣絕大部分的經濟利益，在要台灣錢的前提下虛以委蛇。高層的互動尚且看不出來，但只要想想許多國民黨老兵回家鄉後被自己的鄉親故舊敲詐金錢的例子，就一目瞭然。
對中共而言，最具利用價值的是台灣本地世家、其次是台灣本地的一般人，外省人族群則差異不大，這剛好跟僑姓的歧視鏈相反。所以由國民黨分裂出去的「藍血派」新黨，用中共的錢培養出來的王炳忠與侯漢廷可以為例。新黨偏好根正苗藍的侯漢廷，還給他資源選上台北市議員，跟王炳忠比起來完全是厚愛，可是在中共眼中，王炳忠才是真正有統戰意義的對象，反而侯漢廷這種人，給不給資源都無所謂，反正他一定會死心塌地的跟著中國意識形態走，而且他跑了也無傷大雅，這種費拉後代還不夠多嗎？這也可以從其言行看出來，王炳忠荒腔走板，還是可以變成新黨用來搶占鏡頭的角色，可是侯漢廷得表現出一副人模人樣的狀態，意味他要付出更多努力，才有辦法在中共眼中獲得與王炳忠一樣的青睞。
朱宥勳提到的「李登輝情結」迫使僑姓國民黨人被迫要一直站在李登輝的對立面，所以當李登輝是民主、本土化，僑姓就一定是緬懷威權、強調大中國。這或許是李登輝最關鍵的遺產，讓民族國家形成的界線可以隨著時間的推演愈來愈明確。雖然我不知道要花多久時間，但在不用流血的前提下，這可能已經是個最好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