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女養成記」風光完結，成為「與惡」之後年內第二齣引起話題的連續劇。除卻許多稱許「俗女」的文章外，我覺得這齣戲有很多開創性的意義，某種程度上，比「與惡」還要有討論的價值。
首先，導演嚴藝文挑了一個看似尋常，其實冷門的題目。台劇以女性為主角並不少見，以熟齡女子為主角也不是首開先例（比如之前很紅的「敗犬女王」），但嚴藝文在設定上卻給了女主角一個真正的「失敗」狀態：論及婚嫁的男友分手，待了很久的公司辭職，而一直到劇集結束，我們還是不知道女主角之後要做什麼。與其說這是個開放式結局，不如說這是很多人實際所遭遇的現狀：工作數年高不成低不就，也無法邁向婚姻，離開了現在的工作，掙扎在不知道要追尋自己的心還是屈服於現實的壓迫。說起來這應該是很沉重的議題，但導演舉重若輕，用喜劇去包裝，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處理。這種處理的模式頗像是某種日劇的套路，將現實生活上很嚴肅的議題，以喜劇的方式加以包裝，比如之前也紅到台灣的「月薪嬌妻（逃げるは恥だが役に立つ）」就是一例。日本處理這種題目已經算是駕輕就熟，但台灣用這種方式來製作，我覺得「俗女」可以算是最到位的一齣，而且某種程度上，他更為大膽，因為她不想給一個貌似光明的結局，而是丟回去讓觀眾自己想，劇中女主角要如何面對自己的人生。
其次，因為配合華視的台語劇要求，「俗女」的台語比重據說佔了80%。以台語為主調的連續劇當然很多，但是我很少看到劇中講台語的演員，是中產階級的身分，而不是貌似低俗的、階級較低的、較沒有受教育的刻板印象。而這當中可謂最顛覆的，就是主角謝盈萱講台語。同樣是講台語，「花甲」中謝盈萱扮演的是檳榔西施，就算戲中並沒有對檳榔西施有什麼負面的描寫，但這毋寧是一種符合刻板印象的角色。可是在「俗女」中，我們看到一位需要在職場上用英文流利應對客戶，穿著入時的老闆秘書，回到台南老家時還是用台語跟自己的家人對話，就算這種狀態不過反映了一般台灣人的日常，在台灣戲劇裡面卻可以說是首見。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容易將自己投射到陳嘉玲的角色上，因為這確實是許多中南部上台北念書工作的人的常態。他們並沒有國語標準的父母親，小時候也沒有都會小孩理所當然就有的種種享受，甚至一直遭受到國民黨壓抑台語的影響。這些人到台北念書就業，把自己打扮成天龍人般的外觀，但他們會斬釘截鐵跟你說「我不是台北人」，那怕實際上他們在台北的時間已經超過自己的故鄉。這些人講台語的口音就類似謝盈萱，帶有濃厚的國語腔調跟用詞，但他們還是會說「這才是我的母語」，這可以說是母語流失的一代最後可以抓住的一點鄉愁。
也因為如此，其實導演自己也說，他並沒有要求演員一定要有台南口音，只是強調南部口音的尾音。我一直覺得口音是一種非常高段的表演要求，唯一可以真正落實口音去符合戲劇設定的，也只有英美兩地而已。日本雖然也會有口音的要求，但多半裝飾性的狀態居多，以日本人的說法就叫「商業口音」，是一種跟實際使用相差很遠的表演方式。至於台灣，我們基本上完全沒有辦法要求，不僅台語無法要求，連要演員講比較老派的國語口音，都非常困難。我們在表演細緻度的要求上，遠遠作不到這一點。這也說明台灣的戲劇發展其實仍缺乏規模，需要資金與技術的投入。
第三，「俗女」以女主角的現狀與小時候兩段的描寫方式來處理每一集的主題。懷舊說實在是台灣用到爛的方式，從連續劇、電影到劇場，懷舊永遠有市場，大家也愛用。但「俗女」的懷舊除卻喚起回憶外，也加了很多其實頗為嚴肅的議題。我最意外的就是講到女主角的祖父被警察抓走的記憶，在我印象中，會把二二八或白色恐怖的記憶放在這種偶像劇定位的戲劇內容當中，可能是頭一遭，再怎麼多搞笑的橋段，也掩蓋不了這個議題本質上非常沉重的一面。所以「俗女」中很多誇張的表演方式，雖然看起來不太自然，可是被內容裡深層的議題一平衡，就不顯突兀。這也使得「俗女」除了引起共鳴外，也帶入許多台灣時代的諸多議題，這些議題雖然只是輕輕提起，但確實賦予「俗女」深度，也埋下之後有其他發展的可能性。
第四，嚴藝文初執導筒，在非常有限的預算下，幾乎用盡了他的人脈。台灣劇場界的一線演員充斥在戲裡，連只是一個鏡頭的龍套角色，都大牌到不可思議。「與惡」裡感人肺腑的殺人犯母親謝瓊煖，在「俗女」裡只有大概一分鐘不到的出場時間，在「父後七日」演孝女白琴拿到台北電影節最佳女配角的張詩盈，不過是跟于子育一起跳佛朗明哥的鄰居太太，最後一集才出現幾秒的鄧安寧與徐譽庭，更是不得不佩服導演的人際關係。但誠如溫昇豪所言，這並不是一個正常的狀態。台灣戲劇環境，不可能永遠只是依賴導演或監製的人脈和交情，這種明星爆棚的演員表，只能說是異象。如果要認真給錢，實際上的製作費用應該三四倍不止。台灣人在理解成本這件事上，已經比過去要來的好，但整體而言，還是偏向於剝削。這固然是過去二三十年資金大量流失到中國的結果，也因此希望在全球經濟大盤整的同時，台灣可以重回過去比較合理的預算成本，讓台灣的環境可以回到正常的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