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慈善晚宴（Met Gala）主題是Camp: Notes on Fashion。Camp一詞中文世界迄今沒有相對的意譯，通常都音譯。若根據國內翻譯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文章，一般都譯成「坎普」，但這也不是通用的譯名。（關鍵評論網將其翻為「敢曝」，我不得不說這翻譯有點偏頗，甚至cheap，跟Camp的氣質相差很遠。）
坎普之所以廣為人知，桑塔格的「坎普札記」可謂首功。但即便如此，坎普仍是定義很模糊的。當然，因為坎普的原始意涵，其定義必然與「同性戀」跟「誇張」有關。其實最典型的坎普就是扮裝皇后，他們完全符合坎普的需求：同性戀、誇張、認真、不自然。但桑塔格說，坎普若成了美學眼光，遠不只如此，即使是菁英美學，也會有坎普在其中。什麼狀態會到「坎普」，有時只是很細微的分別。
但我得說，Met Gala雖然以坎普當主題，但絕大多數參加的名流巨星，打扮基本上都與坎普相距甚遠，即使是備受好評的幾位，我覺得也稱不上是坎普，至多是kitsch（不巧這也是個很難翻譯的詞）。坎普美學是有品味的，或至少要覺得自己在努力迎合品味，扮裝皇后雖然扮相誇張，但說起來他們一直服膺大約是1930到1950年代的女性美學，要曲線畢露、要婀娜多姿，臉上的全妝要精細到無可挑剔，即便是衣著暴露也要穿著合宜的手套與高跟鞋。你不會看到扮裝皇后畫「裸妝」，更無法期盼扮裝皇后會穿T恤牛仔褲亮相，這不是扮裝皇后的「品味」。
如果脫離同志圈，坎普的美學特色就顯得更為模糊。按桑塔格的說法，很多即使是大眾認知的精緻品味，還是有很多坎普在其中。在桑塔格文中所謂的坎普，其實有很多是主流的精緻文化，但在這裡，坎普近似cliche，太多了就濫了，所以坎普化。
如果一個文化可以談論坎普，說明這個文化已經發展到一個程度，既可以說是因為走不下去只好坎普，也可以說是元素多到能夠坎普。桑塔格談論坎普，我想正是因為美國的文化已經足以討論坎普。美國作為西方文明的末流，如果連美國都可以坎普，就說明西方文明積累之深厚，既有巨量的資料可以擷取，也有足夠的空間造成品味的質變。所以桑塔格的舉例是整個歐洲文明都在舉例，一下子法國一下子英國，因而從另一個層面來看，這也說明了西方文明的知識分子的共同教養，以及西方文明所共享的相同價值觀。
相較之下，我覺得台灣要到2000年以後，才開始有能力去理解坎普，或者說是製造坎普。台灣的同志文化一直要到很晚近才有坎普品味，在此之前，只有新公園裡存在的野性，跟白先勇筆下提煉過的文人情緒，並沒有什麼坎普在其中。雖然解嚴以後，台灣男性在裝扮上已經不用受到政府的限制，但社會的刻板印象，要到千禧年前後才有真正崩解的跡象，而全面跟上美國的扮裝文化，讓男性可以擁抱自己心中的小女孩，我覺得是這幾年才有的事情。
同志以外的坎普現象，我覺得蔡康永扮演一個很關鍵的角色。蔡康永雖然是同志身分，但因為他是著名的電視主持人，因而在主流社會發揮很大的影響力。他首先打破男性穿衣的框架，後來又近一步挑戰性別的界線，他的「兩代電力公司」與「康熙來了」，在性別議題上的影響非常深遠。這兩個節目，其調性與內容，我覺得就是不折不扣的坎普。
坎普的出現，或許可以看成是文化發展的指標。很多時候，我們會把精緻文化當成指標，但精緻文化可以力強而致，坎普卻不能。坎普雖然也是精緻化的過程，但可以看成「歪掉了的精緻化」，如果沒有一個穩固而龐大的群體來支應這個文化，是分不出來正統與歪掉，或者是沒有越線與越線之間的差異的。
所以，中國是沒有坎普的，因為中國從來都不夠細緻。但更重要的是，坎普的先決要件：去政治性，在中國毫無空間。中國全部都是政治，他們頂多是逃離政治，但無法超脫政治。坎普的能力是：即使是極端政治化的東西，在坎普的狀態下，也可以無涉政治。印著毛澤東與習近平頭像的搪瓷盤子，在法國可以是個坎普的象徵，但在中國不可能。台灣本來也是這樣的情況，但現在已經有一些超脫政治的空間，這使得台灣可以有坎普。
台灣如今已經產生自己的精緻品味，同時也出現了坎普品味。台灣的坎普品味是模仿性質的，是嫁接的，是脫脈絡的。這主要的依據，就是所謂的「台」。過去我們用「台」來形容惡俗的品味，但如今「台」漸漸變成只是一種風格特色的稱呼，是中性的概念。而且「台」不再與刻板印象連結，而是廣泛跟傳統文化的呼應。廟會陣頭出現的八家將是一種「台」的文化，而根據這樣的傳統民俗活動發想出來的現代舞蹈或流行音樂，則是坎普。台灣的坎普時常被主流文化所接納，因為台灣本身就有濃厚的坎普感。傳統寺廟屋頂過分繁複的裝飾，既是傳統文化的延續，在歐洲人的眼光中，也可以看成是坎普。但我不會把這視為坎普，我覺得台灣的坎普，要摻入現代的性質。屋頂上的剪黏與交趾陶不是坎普，但剪黏與交趾陶以藝術品的樣貌出現在美術展場時，就是坎普。類似的概念可以一路比對。
由於台灣文化的歧異度，另外一派的精緻品味，則是從西方的坎普中派生而來，這個典型或許可以拿許舜英為代表。這些人成長在台灣發大財的年代，政治開始融冰，一切新天新地，他們抓到時機努力吸收尚且新鮮的西方知識，讓自己變成連結台灣與西方文化的中間人，賺取知識的差價。因而他們用西方包裝自己、成就自己，變成一個嫁接在西方的台灣人。這樣的人久而久之，也養出了一點「台」的品味，比如說，他們也開始吃起花蓮原住民部落種的紅藜，身穿用台灣藍染的布料製作的衣服，要宴客的時候總去荒郊野外、沒有菜單的私人廚房，房間裡除了全套的進口寢具以外，會放上一張清代的酸枝椅。總之，一切都要有品味，而這些品味，到底能不能搆得上坎普，也有點曖昧。
相較於六十年代的桑塔格，如今在世界愈來愈扁平的情況下，坎普似乎也變得不再坎普。什麼事情彷彿都不足為奇，什麼東西都沒有辦法稱得上誇張。過分與恰到好處的界線難以劃出，相較於坎普，可能更困難的，是什麼才叫真正合宜的狀態。其實Met Gala近幾年的主題，基本上都很坎普，有一年中國風主題可能是最可以稱得上坎普的一次，因為每個人都如此認真，又如此偏離真正的中國（不過在這個到處解構的時代，什麼叫真正的中國都說不準了，似乎也就無所謂偏離）。反而這次以坎普為主題，「為了坎普而坎普」，在桑塔格眼中，就不是真正好的坎普。在我看來，如果要回應Met Gala的坎普主題，最好是很認真地穿一套「平常」的禮服去參加，可以參考川普與他妻子在國外參訪時的穿著，男性就是一身剪裁合宜、制式化的美式西裝，女性就是把胸部、手臂、大腿都用布好好遮住的得體晚宴服，若要更坎普一點，就參考雷根夫婦的穿著，永遠都是越懷舊的越坎普。所以真正有體現出坎普精神的，應該就是沒有被鎂光燈捕捉，只是穿著「合宜的」禮服出席晚宴的名流，他們是最自然而然的坎普。在追求奇怪與誇張的年代，合宜與得體，就成了這個時代的坎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