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佼成出版社所出的「新亞洲佛教史」叢書在台灣由法鼓山翻譯，目前目前翻譯到「佛教在漢字文化圈的流布」。「漢字文化圈」聽起來有點模糊，但內文主要就是指朝鮮半島與越南的佛教。
朝鮮半島的佛教史向來是日本佛教研究關注的重點，因為日本佛教是從朝鮮半島傳入。從百濟渡海而來的「渡來人」不僅帶來了大陸地區比較先進的科技，也帶來了比較先進的佛教思想。為了追本溯源，日本學界對於朝鮮半島的佛教史著墨甚深，又因為日本曾經統治過朝鮮半島，累積相當多的現地考察資料，在研究的深入與細緻度上，毫不遜於韓國學者。
朝鮮半島的佛教史可以說是韓國不斷窪地化的縮影。就文化地緣關係來看，朝鮮半島與北方草原民族的關係較為密切，這從近代出土三國時期高句麗、新羅的金冠、金劍等文物明顯可知。所以當北方民族接受了佛教信仰後，這些信仰也自然隨之進入朝鮮半島區域，從北方的高句麗開始，往南方的新羅、百濟普及。
在此情況下，無論是高句麗、新羅或百濟，雖然是以漢文學習在漢地轉譯過後的佛教思想為主，但朝鮮半島卻不乏有僧侶翻山越嶺往印度取經求法，甚至在中國有相當大的影響，不亞於來自中亞或東南亞的僧人。最明顯的是南北朝末期出現的華嚴思想的成立與發展，相當程度受到新羅僧侶元曉的影響。這是以中國為出發點的漢傳佛教史中很容易受到忽略之處，當我們都以為漢傳佛教必然是從中國影響到韓國、日本等地時，實際上在過程當中，韓國僧侶也反過來影響了漢地佛教的發展。
朝鮮半島的佛教發展從三國時期到統一新羅時期不斷普及，到了高麗時期更成為相當於國教的地位。高麗時期最大的貢獻，即是保存了完整的漢傳佛教經典「高麗大藏經」。雖然在此之前，中國就不乏刊刻大藏經的先例，但唐末受到戰亂影響，佛教經典佚失嚴重，五代時吳越國還得專程到高麗去請奉佛教經典，才讓吳越一帶恢復佛教信仰，可知當時高麗成為中原板蕩時保存文化的重要據點。
高麗篤信佛教鎮護國家的思想（顯然是從唐代─遼代密教延續而來的概念），因此刊刻大藏經。雖然因蒙元入侵毀損，但又再行刊刻，可謂近代之前最完整的漢傳佛教總集，又稱「八萬大藏經」。因而日本大正年間重新審定大藏經時，就以高麗大藏經為底本。有趣的是，雖然韓國完整保留經版，但完整印製的大藏經反而留存日本。
高麗之後的朝鮮時期（李氏朝鮮），一反高麗舉國崇佛的風氣，改為崇儒抑佛的政策。但與其說是追慕中華文化，倒不如說是刻意與前朝高麗區隔所進行的意識形態變化，又或者可能是因為佛教的經濟量體威脅到政權發展。朝鮮王朝對佛教的迫害是長期的，一方面有計畫的中止官方度僧，並不斷限制廢置既有的佛寺，首都漢陽（首爾）幾度毫無佛寺，而廢掉的佛寺則改為儒教學堂或高官宅邸。
佛教在朝鮮時期猶存一息，一是貴族婦女支持，與崇奉儒家信仰的兩班官僚形成對抗態勢，也是因為婦女為朝鮮時期主要的信仰者，因而大量佛經轉譯為諺文（韓文），成為韓國國語文學的重要憑依。再者日本與當時朝鮮王朝之間的交往，佛教文物的餽贈相當頻繁，許多高麗大藏經的印刷品便是在這時期流傳至日本各大寺院。朝鮮雖貶抑佛教，卻不妨礙他們將佛教文物當成交流（也極有可能是買賣交易）的重要媒介。也因為如此，日本佛寺留存大量韓國佛教文物，當中也包含了相當數量的高麗佛畫，反而韓國本土留存不多。
朝鮮佛教從刻意貶抑到重獲生機，有部分受到日本侵略所賜。朝鮮時期末年日本侵略腳步日顯，日本政府也鼓勵日本佛教教團到朝鮮半島傳教，日本佛教拉攏日薄西山的朝鮮佛教，引起朝鮮王室的緊張，便在政策上部分恢復朝鮮佛教地位。日本殖民朝鮮後，統治當局意欲控制韓國佛教日盛，也讓部分韓國佛教僧侶激起對抗意識，重建屬於自己的宗派教團，一部分延續到戰後的南韓社會。
所以韓國佛教某種程度上也有嚴重的斷層，再加上朝鮮時期極力將佛寺趕出城鎮鬧區，除了極少數的佛寺之外，多數寺院都是位於偏遠的深山中。即使是現在，即使自稱信仰佛教的韓國人也不在少數，但佛教之於韓國日常生活並不深刻，不得不用許多觀光手法吸引遊客參訪佛教寺院，比如一日禪、佛教茶禮等。但在文物保存上，由於韓國緊跟日本腳步，倒是有相當規模，除了博物館外，主要寺院也都有寶物館保存以前的古物，跟日本一樣。
朝鮮王朝崇儒抑佛，但崇尚儒教的貴族官僚卻又黨爭不斷，一直到日本併吞韓國為止，儒教在提供秩序的能量遠不如佛教，而韓國在接受基督教信仰後，又在戰後成為亞洲少數基督徒數一數二多的國家，顯然基督教的秩序又比儒教高上許多。今日儒教之於韓國，只剩下日常生活道德價值觀與婚喪時期的儀式殘跡，無法與真正具有自發秩序的宗教相提並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