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國際學術研究成果的翻譯速度，如果是他們著重發展的議題，通常相當及時。因為中國的出版業基本上不存在什麼賣不掉的顧忌，如果議題引人、扣打允許，通常就會出版。這是中國之於台灣的優勢。
不過，如果是禁忌話題，中國基本上就是闃然無聲了，比如北韓研究。雖然台灣這兩年對北韓的興趣不如過往，但台灣出版北韓研究的質與量，仍是相當可觀。最近所出版的《花燕》，甚至是一本學術專論。
作者金革（김혁）自不用論，是一位脫北者。但這位脫北者的特殊之處，在於他也是一位從事北韓研究的學者，此書有一半就是他的碩士學位論文。他在北韓是一位「花燕」，因而到了南韓，進去大學就讀以後，便以花燕為主題進行研究。
在此之前，台灣其他北韓研究的翻譯書籍中，就已經提到「花燕」，有時翻譯成「花燕子」，是北韓人對在外頭流浪的小孩的稱呼。北韓雖然是社會主義國家，理論上國家掌握了人民的一切，是不應該有這種流浪情形。但自九十年代起，兒童流浪的情況便大幅增加。這顯然是因為北韓社會陷入崩潰的結果。隨著北韓社會危機加劇，花燕的數量愈來愈多，即便進入2000年以後，北韓的社會危機似乎有趨緩的跡象，但花燕的情況仍然持續存在，而且隨著時光推衍，逐漸有往組織化的方向邁入，極有可能會出現疑似黑道集團一樣的存在。
花燕的成因，出乎我意料之外，並不全然是因為貧窮的關係。貧困固然會導致兒童在外流浪，尋求家庭以外的生存方式。但在書中提到，即便是經濟狀況好或是階級成分好的家庭，也有可能出現花燕。花燕的出現，與其說是北韓社會網的破裂，不如說是一群想要逃離北韓社會重重控制的一群人。但九十年代所湧現的花燕，絕大部分確實是北韓體系崩潰直接導致的結果。
作者的經歷就是一個很值得玩味的例子。他在北韓的家庭其實是所謂的核心階級，父親曾經直接見過金日成，在社會的地位相當崇高，因此他們過的生活相當不錯。然而，因為母親的猝死，使他們家庭忽然間陷入某種危機中，埋下日後他在外流浪的遠因。
一來可以看到，北韓雖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但社會救助網幾乎付之闕如。只要家庭的功能失常，就會很快從一個還不錯的生活狀態跌落到悽慘的境地。更不要說北韓在八十年代就已經開始出現糧食短絀、資源匱乏的問題。雖然在他一開始當花燕的時候，他們家基本上仍有相當經濟能力，但隨著北韓的情況日益惡化，即使像他們家這樣的核心階級，也面臨嚴峻的生活考驗。最後幾乎是以家破人亡的狀態作結。這可以側面得知，在北韓九十年代糧食危機最為嚴重的時刻，影響的範圍幾乎擴及所有階層，我猜只有活在平壤的核心階層，才得以倖免於難，像脫北者最多的咸鏡北道，幾乎是遭到放棄的地方，這也迫使當地的居民不得不自力更生，或是從事走私，或是非法從事商業，若是兒童，基本上就是當花燕，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自尋活路。
如果由國家藉由牢牢掌握家庭、學校、工作場所、軍隊來控制人民是北韓社會的「表」，那麼花燕就可以說是北韓的「裡」，是北韓當局亟欲除之後快，而且無法找到什麼確切紀錄的社會潛層。即使是曾經有過花燕經驗的作者，在面對這樣的題目，要以學術的角度處理時，如何以學術的方式，有說服力的描繪出來，實在是很大的挑戰。也因此，他只能以北韓的官方宣傳品當成他第一手的文獻來源，再佐以南韓的外圍研究，以及部份的脫北者訪談。這大概是面對北韓這樣一個封閉社會唯一的研究取向。
但為什麼要研究這個資料難找，查證也很困難的主題呢？對作者而言，花燕最大的意義，在於這群人是北韓唯一不受官方控制的群體，也是北韓社會中少數具有自由意識、不被黨機器的意識所控制的人。許多花燕曾在被抓到後回到體制內，但絕大多數都再度逃離成為花燕。一方面在體制內接受配給，不見得比自行找尋食物要來得穩當，這是北韓體制崩潰的一面；但另一方面，體制內強力的控制約束，已經讓飽嘗自由滋味的花燕難以忍受，尤其北韓迄今仍保留自我批判的共產黨形式，這使得花燕更加無法回歸體制，只能一再逃離。
因而對作者來說，花燕的意義，在於這些不受當局控制的小孩，會逐漸成長為一群北韓體制外的一股力量。如果這股力量漸漸聚集出規模，這批人或許就有可能是顛覆北韓的關鍵。北韓社會秩序之所以穩固的原因，在於長年的強力控制，使北韓人自覺要受到某種更大的組織所約束，已經無法表現出自我的意識與自主的探求。所以在饑荒嚴重的情況，許多北韓人甚至寧願餓死，也不敢做出違背組織的事情，這也是何以北韓面臨這麼明顯的崩潰狀態，北韓政體仍然穩若泰山。然而花燕是自外於北韓意識形態控制的一群人，他們藉由極端的崩潰社會，意識到自己作主的重要性，在求生存的過程中，發展出靠自己活命的能力。
在作者完成論文的2012年，花燕已經開始出現組織化的發展，雖然他們似乎沒有辦法形成一個全國性的聯絡網，規模也沒有龐大到可以產生影響力，但疑似黑道的組織系統已經出現。作者於是將這樣的組織與俄羅斯的黑手黨比較，如果北韓的政體如蘇聯一樣崩塌，花燕有可能就像黑手黨那樣，成為穩定社會的一個背景。但我想，花燕也許根本就是動搖北韓政體的關鍵，只是要花多少時間去擴張到這樣的規模。
雖然這兩年金正恩遊走中美韓日等國，北韓盡在鎂光燈的注目之下，彷彿有種已經走出過往陰霾的感覺。但嚴格檢視我們對北韓這兩年的社會實況，其實是一無所知。平壤在金正恩的刻意打造下，愈來愈像是一個樣板城市，不僅有高聳的住宅大樓、百貨商場、無線通訊、新蓋的機場，甚至是遊樂場這樣的設施，彷彿北韓人民的生活與世界上其他先進國家沒有太大差別。但平壤以外的北韓人民處境，我們所知仍然非常少，北韓的人權情況依然不詳。就算如今北韓已經允許觀光客可以某種程度的拍照，讓國際媒體進行報導，但基本上整個國家仍是一片迷霧。
另一方面，這也讓我想起中國。中國在社會控制上，遠比北韓來得高明。一來中國跟北韓相比，遠不到崩潰程度，因此在體制內的人，基本上仍是生活無虞。再者中國的控制已經不是像北韓這樣粗暴直接的方式，而是運用身分證、網路、監視器等手法來掌握每個人的行蹤。因此中國是否會有像花燕這樣完全不在中國控制底下的人，我頗為懷疑。這樣的人在中國可能也無法一直自外於社會，即使可以，也不太能夠化零為整，形成一個群體，甚至是一個組織。
當我們在談論中國的強力監控時，很少想到中國是否有人可以自外於強力監控的系統當中。我看過日本NHK的紀錄片，討論中國的臨時工問題。深圳的三和人才市場充斥許多臨時工，過一天是一天，他們為了要解決眼前的經濟困境，甚至可以賣掉自己的身分，把身分證當成是商品賣掉。我相當好奇，這樣的情況下，中國要如何追蹤這些人的存在。也許可以透過支付寶、微信之類的管道，但如果賣掉的身分，也拿去申請新的帳號呢？這樣能否還能夠準確對應那個人呢？
北韓的例子，讓我對極權國家的控制力有新的想法，就算是中國這樣看似滴水不漏的情況，也會有例外的可能性。縱然這種例外，北韓的情況不見得能完全比擬，但自外於中國監視的中國人，也很有可能成為中國社會中關鍵的變因。雖說迄今為止，花燕似乎仍沒有真正在北韓產生什麼效應，但這是地下社會的常態，我們很難從表面的情況下看到北韓的變化。如果從內部去顛覆中國需要管道，也許脫離中國掌握，卻在中國內部活動的這群人，可以是一個發展的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