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衛第一次拍電視劇，拍的是他的鄉愁。《花樣年華》、《2046》只是擦邊鼓，真正拍回去上海才是他的本心。像王家衛、李安這樣的「異鄉人」，總喜歡借電影的方式去成就自己理想的故鄉模樣，李安幾部在台灣拍攝的電影，都是在拍他想像中理想的「現代中國」，而王家衛拍的老香港，實際上遙想的是他魂牽夢縈的老上海。
但，上海已經不是當年的上海，甚至不是90年代的上海。所以以90年代上海為背景的《繁花》也許不同於過往中國慣性的拍攝風格，但並不是盡量「還原」，只是按照王家衛的想像所衍生出來的一個平行世界的上海，彷彿上海並沒有經受過社會主義的折磨，只是略微沉潛，勢頭一來，立刻就大鳴大放。但戲裡那個景象跟顏色，我怎麼看都不像90年代，更像是1940年代孤島時期的不夜城。
《繁花》最大的優點，在於這是一部以上海話為主的電視劇。與絕大部分中國戲劇「離地」的戲劇語言不同，這部戲難得用了貼近上海語言習慣的方式來詮釋，當中可以聽到滿滿的上海話，甚至有蘇州話、太倉話、蘇北話等各地口音，用來回應原著小說裡的人物對白。這種蘇白小說歷史悠久，最有名的就是張愛玲曾翻譯過的《海上花列傳》，被侯孝賢改編電影，大概是台灣僅有的以上海話為主的電影。但侯孝賢用台灣跟香港演員講上海話，終歸有點勉強，不似《繁花》以上海本地人為主，至少地道流暢。而就像侯孝賢在《海上花》的劇本書裡面提到，用上海話其實是「遮醜」，這點也可同樣用在《繁花》上。因為多數觀眾畢竟不懂上海話，演員只要上海話講的溜，演技的缺點就不會那麼明顯，台詞也因為口語表現不會過於生硬。辛芷蕾大概是主要演員當中比較吃虧的，因為她並沒有講上海話的台詞，本來被吳儂軟語包圍的劇情，到他那裏忽然間就成了清湯白水，枯索無味，有種尷尬的感覺。
可惜這種上海話一邊倒的強勢只出現在《繁花》裡，就跟所有的中國「方言」一樣，上海話在上海愈來愈弱勢，在被剝奪教學語言的地位後，所有「方言」都以極快的時間式微，步入台語的後塵。就連最穩固的香港也岌岌可危，去年幾位香港明星開演唱會，都碰到觀眾叫囂要他們講「普通話」，這種事情十年前還聞所未聞，在《國安法》消滅香港的自由與安全的同時，文化自主性也快速的消失。《繁花》即使是難得一見的滬語劇，但在中國的規則下，仍不得不另外製作配普通話的版本，普通話的版本甚且還要提早一天播放。比起台灣連續劇已經是多語齊飛，中國戲劇在語言上的壓制仍然相當嚴重。
再者王家衛拍連續劇，不能像電影那樣掐頭去尾，較之中國的連續劇格套而言雖然面目一新，但跟王家衛過往的電影比較，就顯得沒那麼脫塵，甚至當中用了《花樣年華》的配樂也俗套起來。中國的戲劇環境再怎麼工業化，「氣質」已經到了頂，上不去了，雖說跟以前的香港電影工業來比，有下駟對上駟的不公平感，但即使是中國的電影工業，也不會有王家衛那種琢磨出來的細膩與丰韻。而那個上不去的「氣質」，真正的關鍵，應是中國戲劇長年以來的審查限制造成。最好不過這樣了，想想也不禁唏噓。
以中國政治緊縮的程度，下一部上海話為主的連續劇，怕是不會再有了。而《繁花》可以成，十之八九也是因為王家衛特殊的高度與地位所促成（至於原著，我得說，要不是王家衛想拍，大家也不一定注意到有這麼一本小說）。上海固然不可能再有一個王家衛，就是香港也不容易再有了。王家衛可說是上海與香港結合出來的代表人物，但他又跟很多香港的上海移民不太一樣。多數的上海移民是1949年前後就離開上海，但他是1963年才跟著家人到香港，也就是說，他沒有戰前上海的記憶，而是上海在中共管制下褪色的那種記憶。他似乎沒有對中共有惡感，所以用了「澤東」當自己公司的名稱。我覺得這讓他跟很多香港的上海移民不盡然相同。但他又完全受惠於香港的影視工業體制，在香港電影最繁華的時代，他可以做他自己，用現成的明星體系與工業支援，雖然不一定有票房，但成為某種特殊電影品味的代表。
遺憾的是，在香港商業市場特立獨行、衝出世界的導演，一樣不免被中國吸納。雖然不像第五代導演那樣全部被體制消融殆盡，但地位下行是很明顯的。從要跟中國合拍開始，香港演藝界的地位就開始無量下跌，從原本高踞在歧視練的頂端，到如今已經差不多觸底。可嘆的是，其實鼎盛時期的香港明星大都還在，但除了販賣昔日光環，近年來已經沒有什麼出彩的作品，雖然也不是糟，但跟頂點相比，一來一往，落差讓人心驚。缺乏自由的環境，不管什麼東西進去都只能凋萎。王家衛算是晚的，但也逃不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