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歷史博物館重開，本館的開館展是「筆墨豐碑」，用于右任、溥心畬、張大千、黃君璧、林玉山、傅狷夫等書畫名家打頭陣，算是保守安全牌，沒有驚豔、可以預測，但陣仗好看、不過不失。惟即便如此，博物館理當要在舊藏品中有新論述，才能與時俱進，可惜此檔沒有，所謂論述不過是老調重彈，甚至有過時之感，彷彿史博館不僅在休館的時候停滯，甚至倒退了。
于右任是國民黨大老，在國共內戰時站在蔣介石這邊，隨著國府遷台。雖然看起來晚景不好，但能在台灣終老，也算是很體面了。黨國大老通常有前清士大夫的教養，不管自己本業是什麼，多半擅書，書法界有所謂「民國四家」之說，于右任即為其一。而且于氏在台灣留下大量墨跡，很多招牌都是出於他手，「國立歷史博物館」就是。有趣的是，如今看待于右任，往往只注意他的書法造詣，他在政治上的作為反而消失無蹤。
溥心畬是前清親王，被視為中國正統象徵，他的書畫也被視作文化正統來理解，還被稱為「文人畫最後一筆」，但這說法是很弔詭的，因為他是前清皇室宗親，並非文人（也就是一般的官僚階級）。民國以後，以前的皇室貴冑沒有出路，以書畫創作行世的人很多，最著名的應該是啟功。
溥心畬的畫作幾乎就是傳統的書畫面貌，雖然不是清代皇室鍾愛的四王傳派，但也不脫舊人窠臼。我覺得溥心畬有趣之處，在於他的畫既是極雅，也是極俗，一邊是家學對古畫浸淫下的體現，一邊是民間繪畫對他的影響。之前在文化大學展溥心畬回顧展時，展出他很多底稿，知道他很多人物、神鬼的創作，實際上是照抄民間版畫或畫師粉本。這在過去本是常態，但如今討論溥心畬的繪畫時，多半對此略而不提。
張大千跟台灣關係薄弱，但因為晚年搬離巴西後選擇來台，極受國民黨高層的推崇與重視，變成中華文化在台灣的活招牌。張大千出身商賈家庭，早年以製作石濤偽畫出名，所謂「南張北溥」的說法，據說就是他自己喊出來的，用來蹭溥心畬的名聲。張大千抗戰時期躲到敦煌石窟，臨摹大量壁畫，讓他對繪畫的認識有新的觀點，但也有人指責他破壞敦煌石窟。現在去看莫高窟跟榆林窟，還可以看到張大千手寫的編號。
傅狷夫在中國並沒有名氣，他的地位主要奠定在他在國立藝專（現在的台灣藝術大學）的教學上。傅氏雖然拜王潛樓為師，後來又受教於陳之佛，但我覺得他的創作風格上更趨近嶺南畫派，只是較為規整。傅狷夫最突出的風格就是雲跟水的描寫，他的「寫生山水」影響了台藝水墨畫的風格，走傳統皴法與實景結合的創作模式，而且他勇於用色，就這點論也頗近似嶺南派的作風。或許因為如此，幾位他的學生後來跑去文化大學受教於歐豪年，顯然有可以互通之處。
林玉山在此展可以說是一個異數。他與其他人最大不同就是他的本土身分，他是1927年台展入選東洋畫部的「三少年」之一，是日治時期第一代現代化的畫家。可是他在進入師大任教之後，畫風陡變，從日本畫的風格轉化成傳統水墨的風格。這次的展覽有展出他戰前與戰後的作品，兩相比較就可以看到明顯的差異。
林玉山能夠快速的轉變畫風，我想是得益於家中是裱畫店的背景。裱畫店在過去缺乏美術館與畫廊的台灣，是少數可以大量接觸美術品的場所，而這些作品，主要都是傳統的水墨作品，對他而言其實是耳濡目染的基底。可能對林玉山而言，他不過是將較為麻煩的日本畫創作改為較為簡單的傳統水墨，反而更為輕鬆。與曹秋圃一樣，他是少數可以優游於黨國與台灣本土藝壇的書畫家之一。所以在史博館這個「中華正統」氣息濃厚的展覽中，也佔有一席之地。
就開幕大展而言，這檔展覽算是滿足主要觀眾群（高齡、外省、中華意識強烈），但就策展專業而言，甚至比地方縣市的美術館還要略遜一籌，我覺得非常可惜。倒是歷史博物館五樓的館史展有可看之處，清楚交代歷史博物館從原本的迎賓館逐漸變成現在面貌的過程，而且沒有落入過去館史慣常貶低日治時期的「中華民國史觀」，這應該是前館長廖新田留下的德澤，能不能延續，就很看之後館長跟館員的態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