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兩則新聞，看起來無關，但我覺得卻有很深的關聯性。
一是徐熙娣在微博遭中國小粉紅圍攻，只因為她在講台灣的奧運選手時用了「國手」一詞，被小粉紅視為台獨。但真正肉痛的，是這個效應一出，她在中國的廣告代言紛紛告吹，據說一轉眼就少了3200萬。雖然也有一說是廠商本就無意付錢，剛好趁此機會賴帳，但總之少賺的錢成為確實的損失。
這其實說明像徐熙娣這樣出身台灣，卻想用自己的政治取向當作利基在中國賺錢的方式，已經行不通。她後面所映射的親中泛藍的政治取向，在台灣已經愈來愈難立足，而國民黨在中國吃癟，也早就不是新聞。泛藍那種想要兩邊通吃的心態，在台灣之所以還有容旋之處，是因為國民黨過去的意識形態灌輸並沒有全部消失，「我是台灣人，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的邏輯讓國民黨勉強有點遮風避雨的空間。但出了台灣，就是無路可走，特別是中國。徐家姊妹迄今還能在中國有代言，享受「台灣藝人」的特殊地位，我覺得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小粉紅也許在奧運期間特別爆氣，但徐熙娣此事，以現下的景況，我覺得只是剛好而已。
就如劉仲敬所講，台灣與「中華民國」的利害關係完全重疊，僅有李登輝擔任總統的短暫時間而已。這個時間段的「中華民國」徹底放棄反攻想像、回歸現實，僅留下一個「國統會」的象徵單位。但很快「中華民國」就不符合台灣的需要，在失去「漢賊不兩立」的正統名分追求後，「中華民國」的存在迅速變得弊大於利，到這幾年甚至開始損害台灣主體性的建立。徐熙娣遭到小粉紅圍攻只是一個小小的縮影，說明過去依賴「中華民國」存在的人，要不得徹底拋棄這個意識形態，要不被現在的社會現狀所拋棄。
另一件就是余英時過世。余英時可以說是「民國知識分子」餘脈的最後一人，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民國意識的終焉。
對我來說，余英時所繼承的那套理解中國的方式，實是「神州陸沉」之後才有的東西，究其根本，就是當年錢穆、牟宗三、饒宗頤等人在香港開辦新亞書院所發展出來的那套思想體系。換句話說，他們的思想，其實奠基在對「失去的中國」的想像。余英時可以說是最後一代的「失根文人」，他不得不離開自己的故鄉，到遙遠的異地去進行拼湊「中國」的工作。在他之後的年代，無論是在中國、台灣還是香港，都不會再有這樣巨大的離散感，即使台灣仍有不少外省出身的學者，試圖延續這種「中國」的認知，但最終他們還是得回到台灣自己發展出來的學術脈絡，或是試圖跟中國的意識形態接軌。而1950年代那批逃離中國的學人，他們在海外所建立起的一套學問，隨著時間流逝，最後也只能歸於無形。
「民國」所乘載的文化符號，無論是對普羅大眾或是象牙塔菁英，都不得不面臨社會的挑戰與推翻。今年台灣選手在東京奧運會上有出色成績，讓「中華台北」這個尷尬的名稱再一次變成問題癥結，相較於日、韓等國家的電視轉播有意識的使用「台灣」，更顯得本地用「中華隊」的稱呼已經不合時宜。「中華」到底是什麼？不被中國所認可，也不被其他國家所理解的名稱，在東奧期間，選手每次拿到獎牌後，面對升起的會旗乃至於演奏的會歌，都一再被提起、質疑並否定。台灣人沉浸在奧運獎牌數新高的歡樂心態下，我卻感覺到台灣在文化跟意識形態面向，會面臨極為激烈的震盪，所謂的「民國」、「中華」、「中國文化」這些戰後在台灣構建出來的意識形態，或許不久後也會隨著余英時一同走向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