齋藤希史的《「漢文脈」在近代》（漢文脈の近代）算是很學術的著作，討論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面對西方知識的引入，跟過去從中國而來的傳統漢文相互作用，並討論如何影響了清末的中國知識分子。但由於日本學者總習慣會在討論主題前回顧一些相關的關鍵字句，在討論近代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時，自然會碰觸到日本對於「支那」一詞的使用。
雖然現在中文語境已經普遍將「支那」視為貶損中國的用語，但這是一個漸變的過程。雖然這個詞的源頭是佛經翻譯時所發明的詞彙，但作者注意到，日本用「支那」指稱海另一頭的大陸政權，其實是在明治維新以後。也就是說，「支那」真正使用的時間並不長。另一個關注點是，日本最初用「支那」而不用「清國」，最初是用在翻譯西方著作，為了忠於原文China而用了佛經中「支那」用詞。至於為什麼China沒有直接以「清國」稱之，我自己猜想，極有可能因為還有Tatar empire（韃靼帝國，一般指蒙古帝國或清帝國）這種用法，為了區隔而另外翻譯。
這個詞彙後來被梁啟超拿來使用，一般也認為是為了區隔清帝國，帶有民族主義的意識，留學生到日本求學，也有相當比重的人會在自己的國籍上填「支那」。只是在甲午戰後，這個詞日本人用來開始帶有貶意，而中國人則是在日本大動作要求二十一條，引起五四運動之後，對日本人用「支那」開始感到不快。
無論「支那」由來是什麼，其貶抑的意涵已不待言，否則二戰之後，不會刻意把「支那」排除，僅用「中國」稱呼。今日許多中文語境的使用者重拾「支那」，其實也是要當中的貶意，比如台灣用「支人」、「在台支人」這種說法，就是辱罵的意思，我想也不用刻意掩飾。
但，為什麼日本要刻意使用「支那」？在作者的脈絡中，跟日本在接觸西方，開始塑造自己的民族性有很大的關係。過去日本對於漢文知識並沒有強烈區隔的概念，雖然江戶時期已經有如本居宣長這樣拒斥漢學系統的文人，但大抵而言，日本的武士階層或知識階層，基本上仍以修習傳統的漢文典籍為基本的學養基礎，能寫古典漢文也是必要的涵養。這樣的情況到了明治維新之後產生極大的波動，在要確立「日本文化主體性」的情況下，如何面對日本文學中的「漢」的概念變得極為重要。
在終究無法完全剔除「漢」的情形下，日本不得不將文化體系與實際政權或地域加以切割。「漢」被高舉成一個大範圍的文化母體，日本雖然是一個獨立的文化系統，但深受影響。而漢文化的地理源頭「支那」，則是有別於日本的「他者」。按台灣的邏輯，這大可以稱之為日本「去中國化」的過程。於是，雖然日本文人詭異的以更貼近古典漢文的脈絡去處理西方知識譯介的文本，但在立場上卻要與真正漢文化來源的實際空間做一個明確的切割，將其分為「支那」與「日本」，而不是曖昧的「和漢」或「漢和」。
我覺得這樣的看法，非常有助於台灣人看待自己跟「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雖然我們可能已經無法再去找到一個名詞去切割所謂「中國文化」跟「中國」之間的連結，但這種態度是我們要建立的。台灣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並不等於台灣就要成為中國的一部份，我想這點可以是所有台灣人的共識。但更深一層論，所謂的「中國文化」，若仔細拆解，就知道這也是基於民族意識建構出來的虛幻名詞，嚴格來說這樣的東西並不存在。所以台灣受中國文化影響，也是一個假的概念。應該說，台灣深受華南沿海文化的影響，又被國民黨帶入一些西化的民族意識，這些東西，基本上都跟現在在中國的政治體制無關，我們也不需要因此就跟他們綁在一起。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