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宮最近又鬧新聞，雖然一般大眾討論的程度好像沒有很高，但自己既然在這個領域，總是想講一下。
先講調整單位。故宮整編書畫與文獻，其實是要擠出另外一個新的處室「綜合規劃處」。光從名稱看不出來所以然的新處室，到底要做什麼用途，仍是一團迷霧。但改造故宮並不是吳密察一人的意志，毋寧是從林正儀以來的一貫態度，背後的意圖，縱不明確，多少可以猜出一二。
至於外人講兩處合併如何茲事體大，我覺得只是好事之徒的說法，唬弄年輕不知道過去歷史的人。三處從來就不是一開始就如此，過去只有一處的時候，也不見得運作得不好。當然，批評的人可以說這是乾綱獨斷，不符合現在的民主思維。但公家機關本來就是一聲令下就要更弦易轍，難道科技部改回去國科會，還要經過科技部員工的同意嗎？故宮，不也就是一個公部門嗎？
總之，這件事情的衝擊，我認為不在於書畫跟文獻整併為一處，而是新生出來的處室到底用途何在。在既有編制數量無法變動的情況下，仍要這樣搬挪，絕對有其不得不為的目的。我想故宮的人緊張的，也絕對不是什麼書畫與文獻合併，而是那個神祕的「綜合規劃處」。
若真的要討論書畫與文獻整併，我反而有點樂觀其成的意思。其實書畫跟文獻的界線，有時非常模糊。比如說，以書本形式裝訂的法帖，到底要算文獻處還是算書畫處，很難一概而論。故宮收藏珍貴罕見的大理國張勝溫《畫梵像》，雖然歸為書畫，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視之為文獻。這種因為一定要歸在書畫或文獻，但其實頗為曖昧的藏品，反而藉這個機會有可以整合在一起，往好處看，不盡然是壞事。文獻與書畫的整合，對之後展覽的規劃與研究，也可以藉此開創出新的想法與途徑。當然，對當事者而言，這種「好處」實際上是最無關緊要的。
至於改隸文化部，到目前為止都只是在放風聲，用來測水溫的。放風聲的理由其中有一個可能性，之前李永得已經透過媒體放話，希望透過故宮剩餘的經費，作為台灣購藏藝術品的基金。但口頭講講很簡單，實際錢怎麼用，是否符合法規，中間的眉角外人是看不清的，一時半刻也不太有可能付諸實行。只是消息都放了出來，顯然政府確實也有想往這個方向上走。至於成不成，多少還是看民意走向。
故宮最大的問題，終究在於它是一個中華道統的殘留，在如今台灣要漸漸轉成一個以台灣意識為主體性的國家過程中，成為一個尾大不掉的燙手山芋。「故宮」二字要保留嗎？近70萬件的文物要怎麼處置？當台灣意象愈來愈清晰的時候，這些問題就會愈來愈棘手。對很多人來說，縱然故宮本身已經不再肩負所謂的正統象徵，但這些文物的價值仍無法輕易鬆手。
但弔詭的是，故宮雖然有一個很大的光環在那裡，但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對故宮是非常疏離的。這次因為疫情所顯現出來的情況就非常明顯，本來充斥外國觀光客的北院變得門可羅雀，哪怕台灣早已相當程度恢復正常，遊客仍然稀稀落落，因為事實就是台灣人不太去故宮北院。反而南院本來一直沒有什麼遊客，卻因為國人出不了國，變成一個出遊的選擇，就算不是去看館藏，也可以在外面的綠地遊憩，來館人數據說大幅攀升。這個轉變是很可以深思的，到底故宮對台灣的意義是什麼？是台灣需要故宮，還是故宮需要台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