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反穀》（Against the Grain）可說是一本對既有早期國家成立普遍觀點的翻案作品。身為長期提倡無政府、質疑國家概念的學者，會有這樣的發想並不奇怪，某種程度上也呼應他一貫持論。
他先是質疑人類並不是「自然而然」就從居無定所的採集走向定居的農業活動，而農業活動出現後也沒有很快就有國家型態的產生。原本自由自在的人類，為什麼會轉向定區、集約生產，甚至受少數人奴役的狀態？他除了提到可能是氣候變遷的因素外，書中並沒有強有力的論點。他倒是點出農業以穀物為主的原因，是因為方便國家的控管與徵納。
這樣的概念，如果已經接觸姨學，其實是似曾相識。在姨學概念中，「前農業」時期的人類其實就是「原始富饒」，這不僅是所謂「德性」上的，更是應對實際的自然資源。最早期的農業活動極大的仰賴河水氾濫的恩惠，也是富饒狀態的一種顯現。當然，在人類擾動自然的比重愈來愈高後，必然影響了大自然的狀態。人類並不是在工業革命之後才真正對大自產生影響，早在人類開始有意識的改變地貌、以人為的方式種植植物與豢養動物時，大自然就已經深受人類影響。可以說這些影響，可能最終促成國家這種體制的出現。
但國家體制的出現，對作者而言似乎並非必然。他後面大量著墨所謂「蠻族」的概念，也就是脫逸於以農業為基礎的國家之外的族群。這些族群不受國家的束縛、不用待在固定的地方、不需要肩負額外的勞役或徵稅，暗示人類其實不用國家制度也可以活得很好。但看完《反穀》後，我會覺得國家制度是人類數量超過大自然可以供應的天然限制後所產生的應對措施，當土地受到破壞、氣候變遷，已經不是到處都可以找到可食用的植物或是可以獵到動物時，這時可以讓人類活下去的方式，便漸漸出現。當然，不是所有人都甘於被奴役、活得比較不健康，早期的國家最大的功課也是如何留住住民。但此時離開國家統治的人，在某種程度上也依賴國家的提供，我覺得這就是貿易的開端。他們提供一些定居者無法得到的物品，去交換他們需要定居者生產的物品。也就是說，國家是不可能消失的，除非人類的數量少到大自然可以供養的程度，但說實在，這種狀態基本上是不可能出現，要是出現，也絕對不是這些象牙塔學者所樂見的樣子。
所以劉仲敬並沒有在「國家」這個問題上糾結，相較於他的大蜀民國，追求一個沒有國家的社會顯然是更加荒誕無稽的事情。但我覺得在根本上，劉仲敬的心態與作者是一樣的，對於所謂「強盛」的大國型態並不買單。這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劉仲敬有看過他的說法。斯科特在文中提到：
我在這裡要挑戰的是一向很少被質疑的偏見。這種偏見一方面將國家鼎盛時期大量聚集在核心地帶的人口視為文明勝利的指標，另一方面又把國家去中心化並且分解為一些較小單位的事實看作政治秩序的瓦解或失敗。本人認為，我們應該將「崩潰」加以「正常化」，並將其視為開創新的（甚至可能更健康的）政治秩序之契機。…
古代國家核心的「崩潰」常隱含人間一些悲劇（例如高死亡率）的發生，但這種聯想幾乎是錯誤的。…這類情況最好被視為人口的重新分配，…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帝國的「殞落」不過是回復「舊日區域的大拼盤」狀態，讓帝國重新還原為早先強行拼湊起來的局面。（頁245-246）
這雖然是對古代帝國歷史認識的翻案，但放在近代其實也差不多。所謂大一統的榮光，只是歷史學者對於有限的考古或歷史紀錄腦補出來的東西。就好像若是過了一千年，未來的學者可能也會對中共統治的前三十年給出「穩定而太平」的評價，畢竟在此之前中國曾經過長達近四十年的「混亂」，因為在歷史紀錄上總是連綿不斷的戰爭。在書寫者片斷而偏頗的選擇下，文字紀錄總是容易出現與實際上相反的情況，但我們總會習慣於先接受文字記錄的謬誤。如果像中共這樣不斷刪改事件紀錄的內容，最終後世的人也會以為在中共治下的中國是和平而繁華的盛世，而「叛亂的一省」台灣則是混亂、貧窮而悲慘。
所以，斯科特雖然針對的是上古時期的國家發展，但放在今天也不會有什麼不同。大一統的國家對對底層的人民而言絕大多數時間都不是什麼好事，而所謂「崩潰」反而是復返自由的關鍵。所以中國不會「統一而自由」，只會「分裂而自由」。或是反過來說，要追求自由，只有分裂一途。
至於很多人心中執著不已的「中華情花毒」，我覺得斯科特的說法也足以解釋：
當一個大規模的國家中心被遺棄或是被破壞時，「文化上會失去什麼？」只是一個主觀觀點的問題。...這種文化很可能會在多個不再受中央束縛的較小中心存續下來並且獲得發展。我們絕不能將文化與國家核心或是將宮廷文化的頂點與其較為寬廣的基礎混為一談。最重要的是，人民的福祉更不應該和朝廷或國家中心的權力混為一談。（頁246）
當然，斯科特講的狀態應該指的是烏爾第三王朝或是古埃及的大一統帝國，但用在當代的中國似乎也無不可。事實上，「中華文化」這個虛擬的名詞，甚至不能對應一個明確的宮廷文化或菁英文化，它只存在某些特定人士的想像之中。有趣的是，當中國對台灣追求獨立自主以「去中化」試圖加以「汙衊」時，現在全世界卻以實際的腳步真正的「去中化」，迫使中國不得不生出「去台化」的說法混淆台灣視聽，畢竟美國為主的先進國家要在經濟上跟中國完全切斷，大概也就是這一兩年的事情而已。
書中後面對「野蠻人」的「翻案」，我覺得基本上奠基在國際史界長期對歐亞大陸遊牧民的歷史研究上，在歷史記載的長期汙衊下，透過愈來愈多的考古發現，史界對古代的遊牧民族─無論他們叫做斯基泰、匈奴、突厥還是什麼名字─已經增加長足的認識，也有著迥異於過去文獻所呈現的形象。這也給斯科特一個很好的切入點，重新理解國家這個體制之於人類的關係。
《反穀》隱隱約約所想要帶出來的期盼，我發現《老子》某種程度上可以回應：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文中雖然稱「國」，其實不過是某種人類的「集合體」，因而「小國寡民」，說穿了就是希望回到沒有「國家」這種體制出現前的前史時期，那個人類不需要花太多力氣過生活，大自然還有餘裕供給一切所需的狀態。只是兩千年前的理想，如今仍舊也只是個理想。與其一直複誦不存在的理想，不如實際一點，看要如何讓帝國崩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