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重看東尼賈德（Tony Judt）的《厄運之地 — 給崩世代的建言》，感覺有點微妙。除了此書嚴格而論已經是十多年前（英文版2010年出版）的「陳年往事」之外，現在我對於「左右」之爭，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困惑。姨學「灌頂」是很重要的關鍵因素，也讓我對「歐洲的困境」有別樣的理解。
《厄運之地》基本並不脫作者長期史學訓練的眼光，特別是他又再一次重述了二十世紀歐洲社會的變革，以及凱因斯與海耶克兩種不同的經濟學說在西方社會的消長。他最終仍不可避免地希望西方社會回到一個所謂「社會民主主義」的制度下去解救所謂眼下的「厄運之地」。之所以說「不可避免」，是基於他過去的左派立場，即使後來他認知到共產主義的虛假與專制的本質，但基本上，他仍是一個站在政府需要提供相當的公共服務與社會救助網，好維繫民眾最起碼生活的態度。
這大概是西方面對政府角色永遠爭論不休的話題，到底政府的手要如何伸，才有辦法維持人民起碼的保障，卻又不至於侵害到人民的權利。當然，這一方面也關乎到人民如何理解所謂的「權利」。我覺得武漢肺炎疫情就是個很好的現成例子，比如說台灣，政府第一時間限制來自中國的入境，後來又逐步要求要戴口罩、維持距離、掃描QR碼紀錄足跡等等，這些作為在台灣，大家比較傾向於保護人民，但如果放在美國，就會是侵犯人民權利，主觀意識上很難有個統一的基準。
所以問題真正的核心，我認為是學者專家太過於想要找尋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以為只要用一種方式持續的運作下去，就可以保持現有的榮景。20世紀以來的社會變化太過於劇烈，我們不可能奢求用一種方式就能運作不輟，但更關鍵之處在於，我們現在覺得理所當然的事情，出現的時間其實非常短暫。書中提到歐洲的福利國家體制，是戰後才出現的短暫狀態，在此之前，政府不可能提供一般民眾工作、住宅跟醫療的保障，也正是因為如此，才會有所謂共產主義的出現。姑且不論這樣的制度是否可以一直實行下去，但這在人類歷史中發生的時間其實很短，只是因為人類太健忘了，所以無法意會到這並非常態。就好像台灣現在的民主自由、對各種權利的保障，也是1990年代以後才真正落實，在此之前的情況，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不復記憶了，即使他們或許曾經活過那段時間。
也因為我們以為的「常態」其實並不尋常，所以實際上要維繫下去，對人類而言其實非常困難。作者對西方世界所面臨的崩壞感到擔憂，這或許只是因為他無法真正意會到，西方在過去短暫數十年的榮景，只是某種機會窗口下的臨時狀態。當20世紀的人決定丟掉皇權跟信仰時，就應該要預見這樣的結果。西方之所以在戰後迅速復興，一來是有股強大的意志力在遏止重蹈二戰的覆轍，再者是殘存的信仰與對體制的尊重，讓戰後缺乏核心價值的西方社會還有運行的依據。一旦這些人都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新世代─也就是所謂嬰兒潮世代─所帶來的就是層迭而出的破壞。甚至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體制只要離開西方世界，就會劣化到難以收拾，關鍵並不是制度，而是支撐社會運作的更核心的精神與信仰價值。
就連作者自己也承認，「我們欠缺的是一個道德敘事：一套本身有健全理路的解釋，以便讓我們的行動歸屬有一個更高的、能超越行動本身的目的。」（212頁）但這種「道德」基本上不可能存在。日本或許可以說是可以在沒有信仰為前提的情況下擁有最健全的道德感的群體，他們依靠緊密的人際關係相互箝制，形成社會秩序，即便是大都會裡不相聞問的公寓住戶，他們也要受到一定程度的規範，去履行社會要求的義務。但這樣也讓他們成為一個極為閉鎖的社會，其道德規制也難以在其他地方複製。
作者自己也意識到，真正強力的社會秩序，根本來源於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教）。整個西方社會對於人民的保障，如果究其根本，也是從基督教教義中而來。但他直接的否定宗教在當代社會的意義，「舊式的大敘事早已經沒有立足之地。我們也無法撤退到宗教裡，不論我們想出什麼來解釋上帝的目的以及他對人們的期待。事實是，我們不可能指望重新找回信仰的國度，特別是在已開發的國家裡。」（208頁）這觀點顯然帶有學者的傲慢，西歐或許宗教性已很薄弱，但美國絕對不能稱之為是沒有宗教性的國家。「事實是」，如果美國還有什麼值得稱許之處，我相信很大的一部份是跟美國基督教信仰仍舊興盛有關。至於美國發生的社會問題，比如因次級房貸所造成的金融風暴，某種程度上就是華爾街的金融新貴缺乏宗教信仰牽制的結果。人心的貪婪是不可能依靠薄弱的「道德」就可以規範的，更不要說是法律了。而那怕是法律，在西方社會，背後所依靠的仍舊是宗教的權威。
與其說宗教退位，倒不如說20世紀以來亟欲想要取代宗教或皇權的某些勢力，在百年的慘痛經驗後，都證明只是更糟的劣質品。隨著這些勢力不斷破產，如果不是由宗教填補，其結果只會更為糟糕。阿富汗的困境就是很明顯的例子，過去我們覺得神學士政權很惡劣，但打掉了神學士，由美國扶植的世俗政權反而更為糟糕。宗教所賦予的社會凝聚力難以由無神論的知識份子所發明出來的理論所取代，這也是共產主義之所以徹底破產的根本因素，即使某種程度上，共產主義就是一種沒有特定信仰對象的宗教。
十多年過去了，西方的問題雖然似乎沒照著東尼賈德的想像中發展（美國甚至選出了川普），但我覺得解方其實也沒有離想像中太遠。中美貿易戰與俄烏戰爭，迫使西方世界的政治人物承認他們以為的理想圖景與實際上的樣貌有著嚴重的落差。特別是俄烏戰爭，使許多自己為是良心代表的學界分子忽然暴露出自身的短處，台灣自不用論，但即使美國學者也暴露出自身象牙塔眼界的侷限。如今美國為了長期戰略需求，收緊全球化產業布局，關鍵科技生產最好全部回歸本土，產品代工也需要是與美國戰略價值一致的國家。世界開始收攏回冷戰體系，所謂的「全球」將會是個有邊界、有條件的設定。
我們或許會恍然大悟，如果要讓西方人魂牽夢縈的「福利國」得以維繫，像冷戰這種割裂世界的狀態似乎必不可免。所謂的保障，前提必定是先豎立門檻與界線，無邊無盡的給予，最後只有趨於敗亡。只有嚴格區分出什麼人值得保障，那個保障才能確保無虞。高舉的理想最終只能回歸到殘酷的群我之分，只是如今的「群我」如何區隔，將會有更複雜的樣貌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