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徐州豐縣董集村的「八孩之母」楊某的遭遇，1月份經網路自媒體的揭露後，在努力抵擋中國官方不斷刪除貼文、引導轉向的情況下，終於引得主流媒體的關注，成為北京冬奧一片昇平之外刺耳的異聲。這樣的景況之所以存在，除了中國地方官僚的漠視與默許外，像賈平凹之流維護農村陋習的心態也不容忽視。但更深一層論，貧困鄉村用綁架女性，以強暴生子延續後代的方式，與其說是共產體制下的文化敗壞，或許更是中國底層社會一直以來的情況。
中國都會區與偏鄉的文明差距，遠不是有日本五十年統治基礎下的台灣人可以理解，我也是很晚才意識到。我曾在中國工作過一小段時間，當時的公司要幫中國一間頗為著名的出版相關企業規劃總部大樓設計，他們希望總部內有一間跟台灣誠品相仿的高級書店，但只允許「高端人士」進入，客群規畫宛如英國或歐洲的會員制俱樂部。我的同事對此非常不解，在台灣，書店就是要客似雲來，才有可能讓多一點人看書買書，怎麼可能用會員制的方式限制客群。但就中國人而言，「高端」與「低端」之間的落差太大，甚至即使是所謂的「高端」人士，行徑粗鄙者仍所在多有。中國特定族群竭盡所能想製造一個「溫文儒雅」的同溫層，或許正好反映出中國都會中心與偏遠鄉間落差甚鉅的情況。台灣人對城鄉的看法，大半只有景觀或生活機能的差異，但對中國人而言，所謂的「鄉下」可能更包含「文明匱乏」的恐懼，那種恐懼不止是言行粗鄙無文，更是服膺生物原始本能的直接與殘酷。
但「八孩之母」映射的可能是更為深層的問題：中國農村原始、殘忍的生活樣貌反映中共治下長期道德真空的狀態。過去仕紳階級還存在的時候，他們也許迂腐，卻至少還維繫道德的底線。可是仕紳階級被共黨組織取代後，實質的控制也許增強，道德的羈縻卻消失了。江淮、燕齊等地本就是窪地化最嚴重的地方，連過去仕紳薄弱的維繫能力都沒有，會發展出這種官民勾結的劫掠形況，也不難想像。
賈平凹因為《極花》中拐賣女性的內容，在接受訪問時回應故事中疑似維護拐賣的傾向：「如果他不買媳婦，就永遠沒有媳婦，如果這個村子永遠不買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了。」窪地化的極致就是，即使是理論上原始習慣法保留最多的鄉村，也支持不了生命的繁衍。長期畸形的人口政策，導致中國的男性過剩，女性卻嚴重的不足，鄉村墮胎女嬰或殺女嬰的狀態變成常態，致使鄉村人口女子嚴重匱乏，只能拐賣其他地方的女性當作補償。追根究柢，這就是中國一胎化政策的後遺症之一，在道德規範闕如的情況下，農村只能用最直接粗暴的方式作為彌補。
這個事件另一個細節就是該女至少育有八子，就算不去算長子跟次子中間神秘的十年空白，這樣的數字居然沒有遭到官方任何追究，可以推論至少在2000年前後，蘇北一帶就已經意識到一胎化後嚴重凋敝的後果，不僅放任（或參與）拐賣婦女，甚至任憑超生。兩相比較，維權律師陳光誠因為揭露山東臨沂地方官員對民眾進行非法墮胎，在2006年到2012年間遭到囚禁，直到逃往美國。如今回看兩地的落差，很難分辨是「黨性」較為堅強的山東臨沂下場比較悽慘，或者是以原始繁衍欲望為依歸的蘇北徐州更為不堪。這也看到中國進退兩難的局面，嚴格按照中共的指揮做事，只得到一個斷子絕孫的終局，但從道德制高點下望的拐賣人口，一樣說明中國社會的嚴苛與無法持續。如今中國開放生育，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徐州這樣的案例開後門，但主要是針對延續後代，女性的人權仍不在視野當中。
女性雖然有著繁衍後代的生物優勢，但在歷史上主要的人類文明中，女性往往地位低落。這或許是因為人類撫育極為不易，不像許多哺乳動物一出生就可以行走覓食，還需要耗費漫長的光陰才有辦法性成熟。或許因為如此，幾乎所有追求女性自主權的呼聲，多伴隨放棄生育的選擇，包括不婚、不生或是合法墮胎。而弔詭的是，愈是富裕而和平的社會，女性的生育率往往愈低，一旦有更多值得追求的成就，生育的苦楚與扶養的負荷便成為女性首要拋棄的事情，在現代價值消解傳統文化與信仰後，更是如此。這或許可以說明近來從metoo運動到「八孩之母」，我們在文明發展的末期看到女性身處現代社會所面臨的窘困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