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在討論中國的未來時，常會舉出兩個可能的發展，一是陷入無秩序的「張獻忠」狀態，另一個則是「八個大大」入關統治。所謂「八個大大」是伊斯蘭國最高領導人巴格達迪的訛音，意味中國未來只能讓國際認為是恐怖分子的伊斯蘭團體統治──這樣已經是中國在秩序崩解後的最好結果。雖然熟悉劉仲敬言論的人，大抵都已經對這種說法了然於心，但我其實是很難真正對這樣的「預測」有任何體認，畢竟在台灣，真的很難去接觸到穆斯林，遑論純粹的伊斯蘭社群。
楊海英的《蒙古與伊斯蘭中國》所描述的其實是一段台灣或日本並不熟悉的中國伊斯蘭社群，而且是特別複雜的地區，也就是甘肅東部、寧夏回族自治區、內蒙古西部相接的這一片。這片地區雖然主要文化以「回民」為主，但種族的組成非常複雜，有維吾爾人、蒙古人、西藏人等，他們即使在文化層面靠近蒙古或西藏，但信仰卻是伊斯蘭。這群人在中共建國後的民族分類法被單獨列出，甚至幾經變遷，但背後其實反映了這片區域複雜的歷史與民族認同。
穆斯林進入中國，楊海英認為是由蒙元時期所開始。因為蒙古征服了一個從太平洋一路綿延至黑海的巨大疆域，使草原地區的往來變得相當通暢。在蒙元的政策下，他們引入穆斯林（色目人）管理政府財政並主導商業活動，因而在中原地區出現許多處色目人的社區。這些色目人社區雖然在元末戰亂的時候受到極大的打擊，過往的色目人聚落因此消失無蹤，但從某些生物學的特徵上，還是可以看到一些蛛絲馬跡。比如我就有認識原籍泉州的朋友，若僅是看他的外貌，會懷疑他是阿拉伯人或維吾爾人，但他卻是土生土長的泉州人。
色目人也許拋棄了自己的信仰或遭到消滅，但伊斯蘭卻在中原大地生根發展，特別是靠近西域的塞外地區。有些蒙古人或西藏人因而轉變了自己的信仰，成為穆斯林，與原先的文化混合，被蒙古人稱為「回回蒙古」或「胡同人」。楊海英之所以對這片區域感興趣，是因為中國回族作家張承志的《心靈史》，讓他有強烈的觸動，雖然他是蒙古人，也不信仰伊斯蘭，卻對同是中國少數民族的張承志作品有強烈的共鳴，促使他想要深入認識這片區域。
塞北這片土地，無論是歷史、種族或是宗教，對我而言都是極為陌生的。但我卻忽然可以意識到，何以劉仲敬會認為中國極有可能被穆斯林所統治。不僅是因為東突（新疆）的問題，而是實際上，從明代以來，伊斯蘭就以一種奇妙的方式融入統治階級的認同當中。雖然楊海英沒有在此書提到，但元代以後的穆斯林，並沒有消失在統治階級的視野中，像是明武宗對於伊斯蘭的熱中與投入，在學者研究下已經漸有輪廓，說明明代宮廷並沒有排斥伊斯蘭，依舊透過穆斯林的管道去吸收伊斯蘭世界的知識與文化，其中一部分就是明代官窯為數甚多的伊斯蘭風格青花瓷。
清代當然也注重維繫與「回族」之間的關係，雖然清代末期發生了「回亂」，但楊海英在書中提到，與其說是統治者滿洲人的因素，或許更關鍵的是當地回民與蒙古人之間的爭執。也因為如此，楊海英以自身蒙古人的身分去回看這段歷史時，不免有點尷尬。總之，回民一直都是戰鬥力極強的一支勁旅，即使當時以歐洲或中東的標準來看，他們的武器極為落後，可是其戰鬥力與狠勁卻是其他人難以匹敵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仍保有自製武器的傳統，楊海英甚至說他們自製土製槍械的能力迄今沒有丟失，實在令我驚愕。這部份很難不讓人想到塔利班或是伊斯蘭國。
僅就宗教部分，這片區域也非常複雜。因為伊斯蘭傳入時間的先後與來源，他們的伊斯蘭信仰分為老新兩教，老教又有至少四種傳承。但有趣的是，老教均是伊斯蘭的蘇菲教派，也就是伊斯蘭當中最具神祕主義特性，遜尼派或什葉派都不認為是正統的少數派別。但偏偏是這樣的教派在中國境內傳播，並且開展出不同的分支，由此可以看到中國某種奇妙的窪地特質。也因為如此，當近代的回民再度從阿拉伯半島帶回更純粹的伊斯蘭教義時，就不免認為原本的傳承諸多偏離伊斯蘭傳統，對此大為批判。
但最關鍵的，還是「回民」在中國境內難得的高緊密度與強勁的戰鬥力。中共建國以後，也有多次對回民鎮壓，因為中國彈壓宗教的政策，對回民而言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相較於西藏的分崩離析，回民卻是一再抗暴反彈，迫使中國不得不在此處派駐大量軍警，就如同東突現狀一般。這也可以理解何以劉仲敬會如此判斷，中國的控制一旦崩潰，回民基於伊斯蘭信仰的緊密社群，以及無法消滅的強勁戰鬥力，必然可以在無序混亂的狀態下佔得極大優勢。而對回民而言，中共頻繁的滅教與教徒殉教，是他們無法磨滅的血與淚，也必然是他們將會再起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