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二二八，我總會寫下一點自己的感想。今年恰巧碰到「悲情城市」4K修復版本重新上映，引起一陣話題。但在主要輿論對「悲情城市」一片盛讚下，我卻對這樣的反應感到有點不安。江昺崙的臉書PO文點出了電影的問題，但更讓我不安的是，如果我們還以1989年所拍的電影當成反思歷史的標竿，顯然台灣這34年來在思想上並沒有寸進。
沒有寸進的另一個面向，大概是因為台灣人對二二八的反思，沒有隨著民主化而真正進行下去。我猶記得馬英九當政時期每年行禮如儀的道歉，但當年殺人的國民黨，仍牢牢掌握這座島嶼，主導社會輿論，所有的討論都輕輕放下，所有的喚起都被汙衊為挑起對立。但到底是誰在害怕呢？即便我們都知道真正的罪魁是蔣介石，但誰有真正在追究責任呢？台灣絕大部分的人都反對廢死，卻對一個殺死許多無辜生命的人建造巨大的紀念堂，並在他的蔭屍旁邊安排儀隊看守，倒錯的價值迄今仍在台灣被視為理所當然。
「悲情城市」亦折射出台灣某種自我自我認定的刻板印象：悲情。雖然如今的台灣人可能已經不那麼「悲情」，但在意識形態上，台灣人仍很容易陷入悲情的思維當中。比如吳叡人討論台灣地位與未來的文章，很容易看到他極度情緒化的「台灣比喻」，台灣是孤兒、是被拋棄的、是邊緣的，乃至因為太悽慘而「獨一無二」的。這種長期自外於國際社會而產生出的心態，是台獨傾向的知識份子常見的潛意識，有時嚴重到會覺得有些刻意。我覺得這可以當作是訴求國際社會的手段，但一直沉浸在這種狀態中，並不見得是件好事。
這也可以對應到最近我看到一個推特帳號對劉仲敬說法大加撻伐，除了說劉仲敬比喻失當外，他主要批評劉仲敬藉此提出「台灣處境如此，台灣人也要負上一定責任」的說法。平心而論，這樣的論點並沒有什麼錯，但顯然許多鼓吹台獨的人，都有「台灣人是全然受害」的預設，好像台灣人一定要站在受害者地位，才有資格去「討」台獨。
但無論是「亞細亞的孤兒」還是「天下人負我」，我都覺得這可能是台獨的一大罩門，這也使台獨論述總會特別閃避某些有些尷尬的地方。比如著名的二二八受難者陳澄波，許多文章都會提到他無故被國民黨軍隊扣押乃至被押運到嘉義火車站槍斃的悲劇，但相對之下，卻很少人會提到陳澄波是當年的「大中國主義者」，以當時嘉義一帶的仕紳階級而言，他算是相當親國民黨的，還曾參與「三民主義青年團」。對於當時有相當數量的台灣知識分子，因為拒斥日本殖民而歡迎中國國民黨，甚至在二二八之後也沒有因此轉向的情況，台獨論述其實是無法處理的。而這也是劉仲敬所謂「祖父學」的概念：你祖父的選擇，決定了你的現在；而你現在的選擇，也決定了你孫子的處境（如果你還有孫子的話）。在這個程度上，每個人自然會擔負著或多或少的責任。如果有人覺得自己並不負擔這樣的責任（甚至覺得別人要替自己承擔相當的責任），那就說明其實他只是僥倖活下來的菜人，是台灣救了他，但他對台灣毫無幫助。
劉仲敬的說法點醒我，與其說這是批評，毋寧要積極看待。台獨並不是做題家搬弄文字就可以實現的，台灣內有黨國的幽靈徘徊不去，外有強敵近伺，我們要做的，其實是具體的行動，才有可能讓台灣更靠近我們希望的面貌。我改變不了我祖父的選擇，但我可以改變我孫子的處境，只要我有正確的「決斷」。這個「決斷」，往往取決於自己的階級與可承擔的風險。最怕就是不敢「決斷」，任憑命運讓自己在社會階級上不斷跌落，最終淪落為張獻忠社會裡的兩腳羊。徒然在文字上打轉並不是什麼高明的舉措，如果沒有相應的社會階級，不過是做題家的程度，基本上於事無補。
至於二二八，作為台灣建國神話中的重要組成，我並不介意讓這個事件（應該要稱屠殺）有更多傳奇的成分，但現在的言說顯然太少、太片面、也太單薄。1990年代雖然出版了很多二二八相關的資料，但遺憾的是這樣內容並沒有在網路世界上傳播，很多仍停在紙本。對資訊時代而言，這樣的論述其實是失效的。只有不斷提起，才有不斷討論的機會，就像「悲情城市」，電影本身也許過時，但二二八本身仍舊要一再一再地討論，這個神話性才得以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