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句話，中國電影人都不准參加金馬獎，而金馬獎也表示，確實很多預期可能報名的中國電影都沒有報名，中國電影這次在金馬獎，將全數缺席。
這件事情在去年早就應該要猜到。除卻最佳紀錄片導演傅榆講了一段徘徊在台獨宣言邊緣的得獎感言外，這幾年中國的獨立電影被壓縮到只剩下台灣的金馬獎有入圍的空間，於我而言，才是真正讓中國感到不安的地方。若不是金馬獎，中國人根本就不會認識新銳的中國導演，更不會知道那些只有在金馬獎頒獎典禮上匆匆一瞥的電影名稱。那些電影，中國政府打一開始就不想讓中國人知道。當去年那些國際知名的影人，一個個祝賀已經死掉的導演胡波，把一個個重要的獎項頒給一部長達四小時的處女作，而那部電影講的就是中國人的絕望時。我想這才是中國政府真正擔心害怕的事情。至於傅榆講了什麼，那一點也不重要，只不過是動用五毛就可以處理的小事。
金馬獎從來是政治的一部份，任何比賽都是一種政治的展現，沒有什麼「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的事情。金馬獎一開始籌辦的目的是為了向蔣介石獻壽，名稱取自於當時的戰地前線金門與馬祖。在戒嚴時期，金馬獎一直都是政治宣傳的樣板，比如金馬獎只接受「國語片」，把當時票房更好的台語片排除在外，更不要說在香港拍攝的純粹粵語片，以及其他語種的電影（像凌波出道時拍的廈語片）。金馬獎也是國民黨政府推行文化政策的執行者，像過去曾以政治力量推動所謂的「新寫實電影」，說穿了就是台灣版本的社會主義寫實風格，而金馬獎也順水推舟，把「奉旨」拍出的作品都頒了最佳電影。這種政治干預在早期的金馬獎幾乎是理所當然，比如1976年劉家昌導演的「梅花」，得到第十三屆金馬獎最佳電影、最佳編劇、最佳攝影、最佳錄音、最佳音樂等主要獎項，可是現在回頭看「梅花」，就是一部造作噁心的政治作品，這種作品能得獎，當然是因為上級指示。
金馬獎開始洗白，是從八十年代新浪潮主義的導演冒出頭之後才開始的，伴隨台灣解嚴、言論自由、民主落實之後，金馬獎的政治力干預才愈來愈少。以前新聞局局長都還會在金馬獎開始之前上台講話，就足以知道金馬獎的「宣傳」意義，只是到了九十年代，由於政治干預幾乎沒有了，新聞局長發言就成了虛應故事，只是讓大家知道這是官辦獎項而已。與此同時，因為台灣電影嚴重衰退，金馬獎於是變成藝術片的天下，加上台灣電影當時在國際影展的成績斐然，所以大家就將金馬獎與國際三大影展有著類似品味的連結，現在我們對金馬獎的印象，才逐漸形成。
金馬獎對中國電影的接受時間非常晚，金馬獎原來的報名門檻非常苛刻，是因為台灣電影市場萎縮太嚴重，若不降低門檻，根本找不到人來報名，才逐漸下修。但中國資金所拍攝的電影一直不在範圍之內，要晚到1996年，中國的電影才真正得以報名。而即使如此，受制於中國演藝人員來台灣的重重限制，許多得獎的中國電影，常常也沒有得獎人前來領獎。所以認真來論，台灣擋中國的時間，遠比中國擋台灣要來得悠久，而究其根本，其實就是金馬獎背後的政治背景與意識形態干擾。
這樣洋溢意識形態的電影獎項，一直到民進黨執政之後才真正徹底消除，金馬獎開始轉型成為「影展」與「頒獎典禮」並行的操作模式，交由專業電影人來運作。中國電影人來台灣的限制解除，金馬獎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華語電影桂冠」，在大中華意識濃厚的台灣影壇，也樂於用中國電影人烘托出一個「華語電影」的概念，以維繫一個虛無飄渺的道統，恰巧其他兩個華語電影獎項，迄今仍有地域的限制，金馬獎的集大成便順理成章。金馬獎的評獎方式也夙有爭議，但一般而言，輿論不太質疑金馬獎的公正性，因為金馬獎的得獎名單很常爆冷門。說實在，所謂「公正的金馬獎」，其實也是一種政治操作，因為所有華人地區中，台灣大概是唯一有這個空間的。香港的獎項多半商業導向，明顯向市場（或資方）靠攏；中國則不用論，共產國家當然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唯一的可能就是台灣。與其說金馬獎長年經營，不如說是時勢造英雄，使金馬獎佔據這個優勢地位。
所以說，中國抵制金馬，對金馬有沒有傷害呢？也許就「華語電影」這個前提來論，可能會對金馬獎的代表意義有所疑問，但我想對金馬獎的價值應該沒有太大的斲傷。畢竟過去金馬獎也並不代表所有華語區的電影，但他仍有他的權威。這終究奠基在文化聲量的大小上，中國雖然是全世界第二大電影市場，創造的產值不可計數，但中國電影在華人電影的文化高度一直沒有太高。如果陳凱歌所導的「霸王別姬」被視作中國電影藝術成就的高峰，只能說明中國電影的水準愈來愈糟糕。他們縱然有用不完的資金，可是在題材、內容、風格運用上，都愈來愈自我設限、甚至到近乎人彘的程度。前不久才傳出以中日淞滬會戰為背景的「八佰」被官方以「技術原因」取消上海電影節的放映，隨後又取消上院線。連這種努力追求政治正確的電影都尚且如此，其他電影要如何動輒得咎，殊難想像。
但拜中國這樣努力砸自己的腳，台灣幾乎是不用花太大心思，就佔據華語世界的文化聲量。台灣的電影創作者最大的困境多半是資金問題，而限制電影內容的，從來不是台灣政府，而是資方。所以拍同志片已經是台灣導演的家常便飯，政治敏感議題也不需要躲躲藏藏，台灣創作者唯一要顧慮的，是投資者背後的中國勢力，以及進入中國市場所需要種種限制。但如果打一開始就放棄中國市場，台灣電影是無所禁忌的。
對於中國的行徑，與其說是抵制，我更傾向於是害怕。中共現在的害怕應該無以復加，香港的抗議行動，可以說是中國近三十年來最嚴重的政治衝突，但中國失去了血腥鎮壓與封鎖消息這兩大利器，頓時間變得進退維谷。柯文哲說「搞不好他們（中國）現在就是說香港人到台灣旅遊太多都被台灣人污染才變這樣」，這句話聽著刺耳，但若考量柯文哲的檳榔特性，這搞不好是中共的本音。也就是說，中共怕到手足無措，唯恐金馬獎今年變成香港抗議的延伸舞台，才做了這樣的決策。
所以，這真的對金馬獎有傷嗎？我想就跟台灣目前的狀態一樣，美中貿易戰雖然使台灣受到衝擊，但長此以往，我們看到台灣的經濟體質可以逐漸走向健全的發展。我希望台灣的電影也是這樣，金馬獎是時候要割除掉一些並不健康的部分，才能確保體質健全。
